9月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南方日报 9月16日)
笔者看完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倘若有签了协议的学生依然出现了自杀、自伤行为，校方就真的可以像合同所拟的那样免去一切责任吗？作为读者，我觉得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如果让我来签这个“自杀免责书”，那我觉得校方是在绑架我的思维。学生们读完高中经历高考现在终于要进入大学开始新的求学生活了，冷不丁地在进门之前要签下这“生死状”，让人多少有些别扭。校方的做法不言而喻，是一种变相的推卸责任之举。
大学生群体的自杀、自伤行为并不鲜见，可能因为学业繁重，可能因为感情不顺。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学校对未成年有监护责任，但大学生大都已经成年，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确定是自杀行为，学校一般没有责任。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有了自杀行为，毕竟是在校园里发生的，校方都或多或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所言，“关乎生命的事情，怎么能拿来协议？”如今高校面对“责任”二字都成了惊弓之鸟，妄想用一纸协议抹掉校方的所有责任。
每当有学生自杀事件爆出，人人都会感到惋惜，事件发生后，学校做好感情方面的工作无可厚非，同时也应按照法定程序做好责任鉴定，给学生家长和社会一个交代。教育从来都是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的合力，学校做好学生的思想引导工作是分内之事。当然，遇到学生自杀事件，也不能将责任一股脑全抛给学校，毕竟，谁又能否认自杀行为背后的学生自身和学生家庭因素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家长是不是也该为孩子的不理智行为负责，这个社会是不是也该对当下的价值观引导有所反思？我们应结合具体案例，按照法定程序处理相关事宜，若有争议，做好责任鉴定才对学校家庭双方都公平。由此看来，即使签订了“自杀免责书”，也免不了责任人该有的责任，学校在处理学生自杀案例上，应多一份担当，少一份逃避，没有必要如此谈“责”色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