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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何种层次、何种规模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管理思想也无不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迹。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也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美国学者克劳德·小乔治曾说：“从《墨子》、《孟子》和《周礼》(约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500年)的古代记载中，已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早已知道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我国宋真宗时期，丁渭提出的“一举三得”方案，解决了就地取土、顺利运输和清理废墟三个问题。汉高祖刘邦总结其取得天下的原因，关键是在管理中遵循了用人之长原则。对中国历史上的管理思想进行发掘发现，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基本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①宏观管理方面“富国之道”的管理思想，主要研究国家如何管理才能繁荣昌盛、长治久安。②微观管理方面“治生之术”的管理思想，主要研究百姓如何从事生产、举办实业、发家致富。它起源于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初步形成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西汉中期已臻于成熟。在此后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内容不断被丰富。

　　广州学威国际商学院-法国蒙彼利埃高等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教育中心：中国古代系统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在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已基本确立，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仅当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我国延续2000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也有重大的影响。此后全国管理的总格局(郡县制)已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局部有些修正或调整。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只研究先秦到汉代部分，已能基本反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色。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是我国管理思想的精华所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延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孔子及儒家的管理思想、《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商家的经营思想等，至今仍被运用于现代管理之中。至汉代汉武帝执政时期，力主实行仁政管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成为后来历代王朝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融于民族性格之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本节仅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说，如儒家、黄老道家、法家、兵家和商家，对其管理思想扼要阐明，“管窥全貌”，以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一斑。

　　(1)2000多年前的《周礼》一书不仅为封建国家详细设计和规定了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主旨结构和职能，而且也设计、规定了经济管理方面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该书对封建国家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应当发挥的职能作用，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其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并且主要靠行政手段。其所提出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手段也比较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闪烁着卓越的管理思想。

　　(2)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关心人生、社会问题，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建立了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管理及人事管理思想。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管理人才的选拔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举贤才”是孔子的基本主张。更进一步，他又提出了“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扩大教育对象和做官的范围。对于人民，孔子则认为应先“富”之，然后再“教”之。这种把社会管理建筑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3)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者，他的管理思想体现在《孟子》中。孟子在下述方面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行“王道”施“仁政”;贤能政治与“定于一”原则;“民贵君轻”的观点;“以和为贵”;“舍生而取义”的“仁义”思想。

　　(4)以“无为”为最高原则的道家管理思想的创始人是老子，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一整套以弱胜强的道家的管理策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意思是说，向对立面转化是“道”在运动中的表现，善于运用这种“道”的人，不会因自己处于弱势而悲观失望，而是能够从敌强我弱的现状出发，通过对“道”的妙运用达到以弱胜强和转弱为强。在此基础上，老子又提出了“后敌而动”的思想。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中，老子一贯主张“居后”、“处下”，认为这是处理人和人、国和国之间关系所普遍适用的原则。正所谓“不敢为天下先”。他的道德经今称《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老子》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既有“治国”，又有“用兵”;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微观权术，被称为“君王南面之术”的重要著作。道家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形态之一是“黄老之学”，其中则不乏独到的经济管理思想。

　　(5)历史上以法治国的思想是到战国时期才建立起来的。从管理的角度讲，法家都是为君王服务的，以成文法或不成文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为手段，进行比较简单的管理，一般不重视教育工作，不重视道德方面的培养。

　　广州学威国际商学院-法国蒙彼利埃高等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教育中心：“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韩非(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他也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博采众家之长，自成刑名法术之学，学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韩非反对“人治主义”或贤能政治，主张“立法为教”。只要“法不败”，就能保持政治的常轨。但是虽有善法，如果“主无术以知奸”，也还不行。所以韩非认为人君要有善于驾驭臣下的“南面之术”。不过术必须要以法的有效性为依据，也就是要保证法的效力。法既立，术亦备，如果缺乏“势”(即强制势力)，即使有法也会无效而不可依，有术也难保群臣会服从管理。因此，法的执行还得靠“势”。在法、术、势三者之中，法是中心，术与势是行使法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韩非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在韩非看来，实行法治，中人之君也可使国治;实行人治，则非要靠贤人、能人、上等智慧之人不可，这种人又“千世一出”，很不容易找到，其结果是要俟千世才有一治。如果“抱法处势”，中人和上人都一样能治，所以，韩非坚持法治，击人治主义。

　　(6)《管子》为一位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学家管仲所作。此书从一般原则上阐述了经济管理对封建国家的重要意义，主张富国，有许多新颖独特的思想见解。后世的思想家、理财家往往把《管子》的管理思想作为治国经商的准则。《管子》的管理思想达到了其所处历史阶段的高水平，至今仍受到重视。

　　(7)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是一部含有丰富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启迪作用。《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篇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名言就是一例。这种辩证的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它的管理思想包括管理职能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和领导艺术等方面。孙膑运用运筹学和对策论的思想，帮助田忌在赛马中胜了齐王。孙武的策略思想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管理上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日本和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甚至把《孙子兵法》作为培训经理的必用书籍。

　　在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方面，孙子认为“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兵法·势篇》)，把人员按编、碑、卒、伍建制，组织起来，而每一种编制都按一定的数组织，正确地运用组织力量。分数已定，就用“道”教育士卒，用纪律、军法来统一步伐，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兵法·行军篇》)。作战时，“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兵法·军争篇》)，主要依靠旌旗金鼓等信息指挥工具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兵法·地篇》)，指挥、协调得当，统帅三军，就像使用一个人那样。这些组织指挥的原则与现代管理的主要职能相比较，确有“古为今用”的价值。

　　(8)商家是先秦至西汉前期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思想流派，但却被后代研究者们长期忽视。直到近代，当新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在中国出现后，学术界才有人对古代商家的思想感兴趣。西汉时代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则是我国古代商人的治生之术的最为系统的文献。商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范蓝、白圭、吕不韦、桑弘羊等。著名的陶朱公的“待乏原则”与“积著之理”的，白圭的“乐观时变”等非凡卓越的经商理财思想和一套颇有成效的经营管理艺术、原则，在其中都作了记载。

　　总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管理学著作，但古代思想家们在论述人生观、社会观、兵法之类问题中，都涉及管理学的重要原则。同西方管理学相比，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有许多的特点，诸如“顺道重人，仁和守信，利器求实、制法运筹”等，成为现代管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家和法家，他们的许多管理思想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广州学威国际商学院-法国蒙彼利埃高等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教育中心：儒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和中庸思想对于历代国是管理一直具有积极影响。当代美国管理学家汤姆·波德斯和南希·奥斯汀提出的“面向顾客”、“不断创新”、“以人为核心”三项管理原则，与儒家的仁爱、创新、至善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的中庸思想因其注重排除管理者个人感情因素，秉公按照事物规律进行管理，而成为当代有效管理的根本原则。法家思想后来则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成为历代宏观与微观管理的重要基础。法家思想对于现代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仍有重大借鉴价值，古为今用是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