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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路行为向来是受到严厉指责的，不仅在中国，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即使在一些据说贿赂行为相当普遍的国家里，除了某些将贿路看作是部分额外补偿的政府官僚们，绝大多数人对它也是深恶痛绝的。贿赂行为之所以受到广泛的谴责，主要是由于它与分配不公具有内在的联系。份内该办的事，却要从别人那里得到额外的好处，或者不开“后门”就不给你办事，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所有伦理学体系都意识到公平的必要性，都对贿赂行为进行了批评。Z早出版的伦理学文献《柏拉图对话录》，读起来使人饶有兴味。《柏拉图对话录》曾讨论过贿赂，还涉及到一个使人左右为难的问题，表面上错误的行动，却带来了好的结果。通过贿赂使原本无罪的人获得释放，便是一例。在经济管理学中，也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两难的事，虽然它们不像前面那个例子那样富于戏剧性。
西班牙武康大学网络硕士——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美国的事例。一家美国公司在巴西开了一家子公司，它的经理得知一批修配零件已运抵圣保罗港，但被海关官员扣住了。一般的对付办法是在巴西请求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代理商帮忙。这类机构是半专业性的，其工作人员只受过有限的法律和财经方面的训练，但他们有出色的口才和卓越的谈判技巧，而且个个精明强干，能迅速看清谈判对手的兴趣所在，并善于察颜观色，投其所好;他们能很快谈妥海关税额，并使被扣押的货物马上通过海关检查。事情办完以后，代理商就会索取报酬，其中包括劳务费和谈判费等多项费用。在巴西，这种按比例收取额外佣金的做法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通过谈判为主顾争取Z低限度关税是代理商份内的事，不应该强迫人们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相反，应根据拿到货物的快慢来决定佣金，时间越短，佣金越高。代理商拿到的佣金之中有一部分要塞进海关官员的腰包。当然，钱塞得越多，办事效率也就越高。但这对于委托人自己也不无好处，因为巴西的海关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在这个例子中，似乎很难说有什么伦理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得到贿赂行为的确凿证据一—尽管人们会顺理成章地作出这样的假设;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这种交易不是直接进行的。那家子公司的经理可以宣称自己没有进行过贿赂，但我们这些局外人大概不会苟同。通过这样一个尽管有些模棱两可的问题，我们已能提出这样的疑问：人们是否可以雇佣一家极可能对政府部门进行贿赂的代理商，从而得到与别人不一样的待遇?
西班牙武康大学网络硕士——管理学中的伦理问题绝大多数看起来就是这样简单：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伴随而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经过财政和社会成本分析训练的人来说，其结果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样会把伦理问题过分简单化，而忽视管理伦理学的复杂性。
让我们把事情考虑得复杂一些。假如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修配零件是用来维持一个通讯系统，或是一套生产设备，甚至是用来维持一套医疗保健装置的，如果这些配件不能及时通过海关，那么就会使通讯系统中断，给人们带来不便;也有人会因为生产设备停止运转而失去工作;还会由于医院里的医疗事故使某些人丧命，给某些人造成痛苦。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财务收益和社会成本之间的矛盾既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明了。这是因为决策本身与社会许多部门有关，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管理决策的后果，涉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即使像海关对进口货物的放行与否这样每天都会发生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些后果，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一开始就要将它们全部考虑在内。
西班牙武康大学网络硕士——为使货物顺利通过海关，那家子公司可以在真正需要配件之前比较长一段时间前就订好所需的修配零件，从而可以不受海关长期拖延的影响，同时也就不必再进行贿赂了。不论是通讯系统、生产设备还是医疗保健仪器，只要对其运行操作进行统计分析，就能够知道它们对维修配件的需求情况。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是通过法人代表同海关进行谈判协商，制订出明确的规章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收受贿赂，通过法律手段迫使他们按货到达顺序办理过关手续。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改用当地供应商的修配零件，这样既发展了公司所在地的民族经济，又彻底避免了出入海关的麻烦。
可以断定，上面所说的各种办法所需要的财务支出，必然会不同程度地超过目前用于贿赂的费用，但这种超过毕竟是有限的。这样，表面看来，财务收益和社会成本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然而，对作出决定的管理者来说，这几种选择显然带来了更微妙的社会成本问题。为求得Z佳存货量而建立的测算系统本身又需要一笔预算来对它进行维修。管理学家们建立这些系统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了解公司的客观判断成本，但近年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地表明这些系统还要包括雇员、顾客和全体社会成员的主观预算成本。即使Z天真的管理学方法现在也认为，为了应付公司内外的经济损失，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例子中，当通讯系统由于缺乏维修配件而发生中断使巴西人感到不便时，造成了哪些损失?当巴西工人因为工厂倒闭遭到解雇失去生活来源时，造成了哪些损失?当巴西的病人因为医院无法正常提供服务而不能得到医治时，又造成了哪些损失?这一切都是无法简单地以财务收入来估计的;它们还涉及到难以计算但必须包含在伦理的管理决策之内的社会成本，即使是在使用科学管理方法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所提出的另外两种选择，一是雇佣一家法人代理来迫使海关坚决遵守法律条款，即使这种做法会使海关受到法庭诉讼和民事处罚;二是在当地购买修配零件，哪怕这对当地的公司来说需要一个包括资金和技术在内的非经济性转变。这也许会对管理工作中伦理问题的解决造成一定影响。如果选择前一种方案，那么所雇佣的法人代理就会将只适用于美国国内的标准强加给巴西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一家美国公司是否有权力将它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别人头上。更为微妙的是，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巴西的社会结构。那里的法人代理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而海关官员大多来自较为贫困的阶层。从本质上说，那样做会使财富从贫穷阶层流向富裕阶层，从而会加剧南美洲国家中的本来已经不平等的社会分化。
西班牙武康大学网络硕士——表面看来，从当地购买维修配件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但是这样也就把就业机会从美国带到了巴西，同时也把相应的技术和资金转移到那里。毫无疑问，如果不作出一个统一的规定，这种转移对美国国内的就业是一个直接的打击。直到Z近，谈判人员还很少能对外国购买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误以为在低工资地区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随着不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使用外国劳动力会对美国国内的工人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那些看来与管理学中的伦理决策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多种不同的选择和各种复杂的后果进行考察之后，我们现在来考虑另外两种复杂的情况，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对管理伦理学的性质作出一系列的结论。另一个复杂情况指的是管理决策引起的无法确定的后果。人们刚作出管理决策时，很少能够确切地知道结果如何，往往总是根据常规进行判断。巴西海关官员可能不知道，在19世纪，玩世不恭的美国人流行这样一句格言：“一经受贿，受贿到底，真君子也”。但他们很清楚地懂得，除非包括进口代理商在内的各方遵守协议，否则就谈不上进一步的谈判，也谈不上报酬。
西班牙武康大学网络硕士——我们对于库存不足而造成不能及时进行维修的现象感到深恶痛绝;这种现象是因为管理失误、财政紧张或其他纯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其中前两种因素是主要原因。要使决策真正做到中间环节少、效率高，往往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特别是一个面对着：(1)每个运转系统都需要大量零配件;(2)某个特定地点或区域内具有许多运转系统;(3)维修配件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维修配件严重缺乏等诸多困难的维修服务部门来说，更是力不从心。墨菲定律①还未被管理科学废除;更有甚者，由于零配件的缺乏，库存量极少，而造成停工待料。这是每个维修部门的管理者能够亲身体会到的难题：他不能保证不发生错误，但只要发生一次，就会使他感到恼怒、烦躁或者沮丧。
对库存计划来说，将不确定性考虑在内是很有成效的，因为它建立在对先前的运转形式的统计学分析基础之上;但如果缺乏有关的数据，那么这样的做法就不适用于我们所提出的另外两种选择。如果代理人以恐吓或者法律手段对付巴西海关官员，后果将会怎样，我们一无所知。在一个不熟悉的法律体制之下，他们不敢稍有息慢，不敢引火烧身一—否则一大堆麻烦事就会接踵而至，一会儿丢失文件啦，一会儿消息来迟啦，一会儿又是货物发错。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有些人是如何置法律于不顾的。一家巴西代理商观察了海关对进口的20个燃油泵拆包、检查、放行的全过程。这种燃油泵是发动机里的一种精密机械部件，由于在机器运转时需要高压，所以比较容易损坏。燃油泵经过检查、放行、装运和贮藏之后装上发动机，发现各个部分的入口都积有少量的沙粒，这些沙粒必须去除干净，零件才能使用。不论在巴西还是在其他地方，故意的破坏是很少见的，但有时确实也会发生;一个管理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必要的防范。
如果从当地选择并培训一家公司，在巴西国内生产所需的维修配件，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们对此也不得而知。工人操作技术的培训远远不是单靠几条简单的要领所能完成得了的。另外，生产和测试需要进口先进的仪器设备，并需要引进有关运行程序、测试评价、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管理方法。即使有母公司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其他部门也能够通力合作，但高技术的出口往往会受到限制，对产品精度和技术的要求也可能超出了那里工人的文化程度所能接受的水平。
西班牙武康大学网络硕士——总而言之，即便有了投资，也进行了一番努力，但能否在巴西生产所需的修配零件，还是一个未知数。以法律惩罚对海关官员施以压力，也未必能够奏效。但雇用一家进口代理商并允许它对海关进行贿赂却肯定能够奏效。看来，在企业管理中讲究伦理标准是不容易的。
我们所考虑的Z后一种复杂情况是管理者的个人因素。有理由认为，这种复杂性是由于讲究伦理会使人进退两难而造成的—没有人生来喜欢进行贿赂或暗中进行交易——但追求符合伦理原则的结局却会对管理者的薪水、晋级以及事业成就造成实际威胁，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忧虑。经理们，尤其是那些远离公司总部的独立行事的部门经理，一般总要“完成任务”，起码也要做到“一切正常”。虽说他们可以为完成那些任务而不择手段，但他们大多遵循一定的伦理规则和特殊的政策，以防某些不良倾向的产生，但管理部门往往倾向于强调财政结果而不是伦理决策。管理者使用自己所管范围“一切正常”的能力在一个季度里就可以得到展露，这使他们更倾向于在短时间内干出实绩来。管理部门往往把目光集中于短期而明显的成效，但我们认为，更应该把它看作今后加薪和晋级的一个因素。
西班牙武康大学网络硕士——.绝大多数公司的管理者在工作中，都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当然，在所有经营成功的公司里都存在这种压力。一家美国制造公司虽然有一家不善经营的巴西子公司的拖累，但也同样可以办得兴旺发达。对管理工作进行控制，一般是以实际结果同计划目标之间的差距为依据的。这些目标通常是根据过去的结果推算而来，并根据现时的情况和管理负责人员对当时实际困难的认识来进行调整。无论实际结果还是奋斗目标，关键之处都是销售收入、难以测算的成本、五花八门的开支以及捉摸不定的结果，因为这一切都是能有效反映经营好坏的可靠指标。假定那家巴西子公司也有这种控制系统，如果不能提供周到的维修服务，Z终就会影响销售收入;再假定要把付给进口代理商的酬金划为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商业开支，谁要是不叫“该死的，怎么让我干这种差事”才怪呢!这样就只能允许人们进行贿赂。这种情况是不幸的，但它的的确确地发生了。我们认为，彻底查清这类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