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育儿

最近看了一本电子书 《让爱重生》个人觉得不错 分享部分章节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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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智慧就是通过一个个这样的故事传承下来

                 ---瑞秋.娜欧米.雷曼《智慧书桌》

 

我的故事

--- 心怀梦想,重新上路

 

原文摘要

 

三十多年前,泰瑞克似乎一切正常。他符合我的所有期望,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比如说,四个月大的时候,他开始抬头四处张望。当时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并珍藏至今,因为它酷似我小时候的一张老照片。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开始爬行。我看着他那副样子,感受着他那股兴奋劲,沉浸在无穷的乐趣中。当他在屋子里随心所欲到处爬的时候,眼睛里是闪着光的。这时候我就得给他一点儿安全保护了,比如说把他从楼梯、壁炉边引开。

八个月大的时候,他可以扒着东西站起来了,小脸上满是自豪。他面带笑容,环顾四周,心里盘算着要从哪个看起来比较好玩的地方出发。没几周他就能扶着走得很溜了,只要有空他就扶着家具到处走。那个时候,我抓着他举过头顶的小手跟在他的身后走,是我的一大乐事。

 

瑞克第一次抬头

转眼就到了他的周岁生日,正是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他学会了独立行走。我还记得他笨拙地、蹒跚着迈出最初几步时脸上的表情:先是紧张害怕,转而化作成功的喜悦。我真为他骄傲,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为他欢呼、加油。后来在很多次公众演讲中,我都喜欢展示他的这张照片。

 

瑞克周岁生日那天学会走路

到一岁半的时候,他开始说话,还学会了好几个单词。一直到那时为止,他应该到达的所有发展里程碑,全都按时到达了。我憧憬着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开始打少年棒球联赛,而我则会在球场边带着一脸自豪为他加油喝彩,看着他成功守球或者轻快跑垒,就如同看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从少年棒球联赛开始打,一路打到成人垒球,虽然球技不算高超。我将会注视着场上的泰瑞克,一如当年我父亲注视着场上的我。我想象着,当泰瑞克长成一个大小伙子的时候,我会跟他聊社会公正和体育赛事。我们的关系会是亲密而温暖的。我会耐心回应他的各种需求,我要当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爸爸。

1981年5月,泰瑞克一岁半的时候,因耳道感染而接受治疗。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他开始变得烦躁、退缩,动不动就哭,晚上也睡不好。我忧心忡忡,晚上醒着陪他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的大女儿(她希望我为她保留隐私,不提及她的名字)正好也是这个月出生,所以一开始儿科医生以为泰瑞克是对妹妹的到来产生了情绪反应。我当然希望医生是对的,但我仍然感到很害怕。

渐渐地泰瑞克不再说话,不再玩周岁生日时收到的那些玩具,比如我父母送给他的带螺栓、螺帽和各种工具的工作台——跟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工作台一模一样,这也是我父母送他这个礼物的原因。他开始玩一个里面有鲜艳彩珠的摇铃,似乎对它无比痴迷,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却对身边的一切都置之不理,包括他刚出生的妹妹。就是从这时起,他对物越来越着迷,对人越来越冷漠。直到多年以后,在2011年美国自闭症协会大会上,我才终于了解到,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阿米·克林博士和他的团队已经研究并记录了这一过程(Ami Klin et al., 2002):后期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一开始对人都是有着目光注视的,但是其注视的对象会逐渐由人脸转为物体,这种转变通常在婴幼儿期就会发生。

 

瑞克在玩我父母送给他的玩具工作台

当时,大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了新的激动。人生似乎圆满了,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持续多久。我开始紧张焦虑,怀疑会不会是我和孩子他妈做错了什么,才造成泰瑞克的这种状况。同时我又不断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快,一瓢冷水就劈头浇来。新本领带来的快乐不见了,我可爱的学步儿不见了。只要拿走摇铃,他就烦躁生气。他的生命,原本带给我无限喜悦,如今却变成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忧虑。每天下班回家看见他,我还是会很高兴,但已经找不到从前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了。他还是喜欢被抚摸被搂抱,但他会转过脸去。他更喜欢的还是那个摇铃。我多么渴望泰瑞克能与我对视,能开口说话。

瑞克两岁的时候,我趁学校放假陪了他一个夏天。因为儿科医生说,泰瑞克或许只是需要多点时间。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建立眼神交流,我想尽了办法。我把他放在秋千上,站在前面推他。我试图抓住他的目光,哪怕是一秒也好,可他总是把眼睛转向一旁。他总有办法回避一切交流,包括目光接触。

那种感觉就像被当面拒绝。这让我格外挫败,因为我原本以为自己有能力帮助他。当时我正在一个助学项目中教补习阅读与写作,在工作中我可以帮助到学习上有困难的大学生,但我在自己儿子身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却没有任何作用。最终,我还是学会了放手,学会了用别的方式去交流,但那是又过了两三年,他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后的事了。

在泰瑞克三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现实已经摆在面前:他没法去上正常的幼儿园。光是不会说话就足以证明他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同龄孩子,但这个事实太令人难以面对了。我和他妈妈带他去了一所接收特殊儿童的幼儿园,但他在那儿都没法待,因为他一刻也坐不住。那家幼儿园的心理顾问认为他听力有问题,因为他被叫到名字的时候总是没反应。在他的建议下,我去考察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一想到儿子可能走到哪儿都得戴着助听器,我的心就直发抖。

我不知道他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子。我对自己说,他只是会与众不同——只是不同而已。那些日子,不知道见了多少专家,跑了多少特殊学校,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等待检查结果,然而没人可以告诉我,泰瑞克究竟为什么不再说话。

一位专家在他的耳朵里发现了可能阻碍他听力的积液,于是我们开始对他进行药物进行治疗。一招制胜的希望似乎出现了。脑干检查显示他的耳朵功能正常,但无法判断他是否理解语言。积液清理掉了,但他依然用哼哼唧唧、咿咿呀呀、哭哭啼啼来表达自己。他总是翻来扭去地想要挣脱我们。那天夜里,我梦见他的咿咿呀呀又变成了话语。

满三岁的时候,泰瑞克上了一个早期干预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早期干预并不是从一出生就开始,而是到了三岁才开始。他是学校里最难管的孩子,始终需要一对一看护。如果不看着,他在座位上连几秒钟都坐不住。只要有空,我就会去陪他,协助他的老师。我不停地追问他的语言治疗师,为什么他还是不说话。她给了我一本美国自闭症协会的小册子,上面用火柴人图画描绘出自闭症的征兆和症状。我的视线一片模糊,已然看不清那些文字和图画。

最终泰瑞克被诊断为广泛性发育障碍。1984年儿童自闭症的诊断率是万分之十二(Gillberg, Steffenberg& Schaumann, 1991)。在他出生的医院,对他进行评估的专家组在诊断中使用了“类自闭”和“智障”这样的字眼。我一开始木然,继而大怒。他们似乎对我儿子不抱任何希望,但我如何能放弃?他们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头,我的脑袋一阵阵作痛,我想它一定是要炸裂开了。

社工当时是这样宣布消息的:“难道没人跟你说过你儿子是自闭症?”——有这么跟家长普及自闭症的吗!

 

我开始逃避。自闭症是一项严重影响生活能力的终身缺陷——这样的话读起来太令人痛苦了。我孩子的大脑有严重缺陷——这样的结论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他们还说,对泰瑞克而言,与旁人或外界交流,将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我根本无法谈论这件事。倒是想跟人谈谈,但话到嘴边却总被卡住,尤其是“自闭症”这个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时不时地,我的担忧又会毫无防备地冲口而出:我儿子都三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半夜里,我泪流不止。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我。专家、亲戚、朋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跟许多父母一样,我也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找到疗愈的办法。我们试过另类疗法、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无麦饮食疗法。这些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给我带来的累累负债,是我对泰瑞克寄予的康复梦留下的纪念品。在我试遍所有能找到的疗法之后,我的梦想慢慢熄灭了。当面对现实,我开始明白:泰瑞克的状况将会持续终身。

不幸的是,家是让我感到最孤独的地方。长话短说,泰瑞克缺陷带来的压力,加深了我和他妈妈之间的其他矛盾,最终导致了离婚。在几年来努力尝试共同面对之后,还是觉得独自承担会更轻松一点。我成了一个分担抚养权的单亲家长,人生道路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从来没敢想过,也从来未曾预备的事情。

只要醒着,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因为泰瑞克很少踏实睡一整夜,所以我总是疲惫不堪。睡眠不足一直持续了七年多,而那种疲劳的感受在我身体里待的时间甚至更长。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儿子就像个永动机,跟着他、追着他的时候,你很难预料将会出现什么。屋子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必须做足保护措施,就连冰箱、抽屉、马桶都必须上锁。

由于泰瑞克不知危险,所以我时刻担心他会跑到马路上去、烧到自己的手,或者失足掉进深水池。我对泰瑞克曾寄予过的梦想,实现了的只有一点——他的确跑得很快,但很不幸,这让我几乎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了。

有一次,他半夜从家里跑出去了。在找寻他的路上,我害怕极了,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最后我在几个街区外的操场上找到了他,那个地方与我们家相隔几条车来车往的大马路。找到他时他玩得正开心,但我的心仍然突突不停乱跳。或许相比于被诊断为自闭症,他的死亡是唯一一件令我更不敢想象的事情。

我决定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这让我能继续走下去。心理治疗是当时我能为自己做得最好的事情了。我出生在一个不太会表达情感的家庭,但现在我需要表达情感的能力。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我将情感表达出来了,但要理清这些情感却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被泛滥成灾的情绪淹没了,常常会有很失控的感觉。

我为什么就是平静不下来?专家们总是强调要为泰瑞克多付出,但这根本无法让我平息愧疚、产生接纳。不能接纳儿子这个样子,让我感觉自己像是有毛病。难道我是个坏人?为什么有了爱还不够?

就在那时(算起来距今已有25年了),我的同事兼好友辛迪给我看了一篇发表在《咨询与发展期刊》当月刊上的文章,名为《缺陷儿童与家庭》。那篇文章讲的是缺陷儿童父母所经历的哀伤,作者是匹兹堡大学的米尔顿·塞利格曼(Milton Seligman)博士,同时也是一个成年缺陷孩子家长。在慢慢阅读的过程中,我忽然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

许多零碎的情感和思绪开始变得清晰。读完全文之后,我坐在办公椅上向后靠去,缓缓地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意识到:“是的,泰瑞克的生命对我而言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失去孩子家长。”我正在经历失亲的哀伤——这是我给自己下的诊断。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我换了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经历,这帮我学会应对自闭症带来的许多问题。这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期间我也得到了不少帮助。我终于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感了。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社会普遍缺乏对缺陷儿童父母的支持,对他们所经历的伤痛也普遍缺乏理解。到现在,这种缺乏依旧存在。这也是促使我以心理咨询、演讲、写书作为自己工作内容的原因。

我曾经挣扎在无边的黑暗里,但终于还是找回了自己的人生。那位给我看文章的朋友,她鼓励我开口诉说,并倾听我所说的一切,不带任何评判和预设。辛迪最后成了我的女友,又过了几年我们结婚了。生活果真携着新的梦想继续上路了。

 

在我充分认识到儿子的缺陷会终身存在之前,就已经进入天普大学心理学系开始攻读博士了。我心里知道,泰瑞克会希望我去追求自身发展,因为我已经为他竭尽所能。那段时间我经常遇到重重的困难,好在学校老师和单位领导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于是在生活上、职业上,我都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当女儿开始认字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欣慰。她每学会一个新词,都是在向我昭告:她的大脑是正常的。看着她学着辨识文字,我不禁喜极而泣。这个阶段让我无比振奋——更不用说,当知道她能正常学习时,我有多么宽心了。

我真是连呼吸都畅快起来了。人的正常发展看起来像个奇迹。我大女儿在美术和写作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每当她给我看她画的画、写的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充满了自豪与感恩。因为我已经明白,有时候生命格外脆弱,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心会被某个东西击碎。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家有缺陷儿,如何顺利应对。这个过程的关键是韧性与平衡。我的研究兴趣不仅仅来自于想更多地了解自身,我更希望我所学到的内容也能对他人有所帮助。我希望能在家庭成员和专业人员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与合作的桥梁。

在泰瑞克过完九岁生日过后,我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向家长、从业者团体作演讲,并成功地帮助人们沟通、合作。那个时候,泰瑞克的情况已经严重到需要全天候陪护的程度,我不得不让他住进专门机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一个决定,在第十三章我会更深入地解释这个决定。1990年,我受邀参与一个项目,帮助新泽西州教育部研发一套培训体系,旨在促进家长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

后来我成了新泽西州教育部的全职培训师。在将自身经历与专业研究相结合的方面,我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各种学前项目与专业会议上,我总共向数千家长和业内人士作过演讲。通过这种方式,我与泰瑞克同在,并且找到了某种意义。

1991年,《咨询与发展期刊》发表了我的文章《失去的梦想,新生的希望》,讲述了我的人生经历及其对我职业道路的影响。读者纷纷给我发来信件、打来电话。有大学教授说,他们使用我的文章作为咨询课和特殊教育课上的下发资料。我听了之后感到特别欣慰。

同年,我和辛迪的第一个孩子卡拉出生了。过了两年多,也就是1993年的时候,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佐伊。卡拉和佐伊的成长,见证着我们之间关系的活力。1992年,辛迪和我创建了独立心理咨询室“新选择”。后来我们的咨询业务发展得很好,于是我辞去了在新泽西州教育部的全职工作。现在我专职服务于自闭症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孩子家长。我和辛迪一直都围绕着我们的家庭来安排工作,这是我们俩都喜欢的一种生活。

此外,我还担任了一些学校和家长团体的顾问,其中包括一个隶属于“先机计划”(Head Start)的三年期特别项目的心理顾问,该项目旨在增进父亲及男性榜样在幼儿生活中的参与度。目前,我为家庭提供咨询,并在国内外开设讲座。我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谋生,这是一种特别的恩赐,也是我感到特别自豪的事。

这一路走来,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儿子的异常对我成长的帮助,是我过去不曾料想到的。他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做不寻常的事情。我从中汲取的知识与智慧,仍在帮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瑞克让我认识到了生命的价值。他如此天真无邪,大部分时候都很快乐。他这样一个温柔的生灵,无论在哪个机构,都受到工作人员的喜爱。仅仅想到这些,就足以让我安然、微笑。

我现在的生活不同过往,却充实满足。我一边帮助其他自闭症家庭,一边不断学习。有时候我想,自己何德何能,值得拥有如此丰富的人生。每当我走进一家早期干预机构,或者开始为新确诊孩子家长做一场咨询,我都会重温自己的经历。当我反观自己的内心,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就会减轻。他们的故事提醒我,我有资格感觉良好——因为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本书的焦点是: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之后,如何在这个持续困扰终生的过程中去关注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我的目标是整合自己的个人经历、临床经验、研究与实践知识,去跟与我境况相似的家庭成员对话。我帮助家长理解自己的思维情感,从现状中寻找幽默感,坚持不懈地爱孩子、帮助孩子成长,并使家长从这个过程中获得力量。每当做到这些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我的工作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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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爱玲 初中三年级

情感之旅
---从梦想破灭、长期压力走向接纳



如果眼睛不曾流过泪,灵魂就不会有彩虹


                 --- 美洲原住民谚语

      艾略特.鲁珀博士在《丧子之痛》中写道:“失去了父母你就失去了过往,失去了孩子你就失去了未来。”其实,“完美小孩”的梦想一旦破灭,人们也会经历失落失亲的痛苦。如果你生了一个自闭症孩子,你会一心希望自闭症滚蛋,可它偏偏不滚。你的孩子不仅好端端的活着而且常常活蹦乱跳,可你就是看不到未来。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深刻描绘了这种极度强烈却又无法分享的丧失。1964年,他的长子带着先天脑损伤出生了。他给儿子起名“阿噗”,并在小说《教我们超越疯狂》里面描叙了他们之间密切的情感联结。他相信,自己能直接感受到儿子身体上的痛苦。他认为儿子的病情像核爆炸一样狠狠地摧残了他的梦想,是一场属于个人的劫难。大江健三郎成长于广岛长崎核爆炸之后日本的劫后余生时期,因此他使用了这个隐喻。他写了好几本小说,主角都是脑损伤患儿的年轻父亲,小说内容俨然是他和儿子之间关系的写照。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养育一个完美无缺的孩子是大多数父母的梦想。然而从怀孕开始,父母就会担心,孩子会不会出生什么异常。由于正常发展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所以当一个孩子的发展落后于预期水平时,医生往往会睿智地建议家长耐心等待。但是耐心等待并非总能换来收获。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每8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其中男孩的诊断率是1/54,女孩是1/252.自闭症谱系障碍包括从典型自闭症到阿斯伯格综合征等一系列程度各异的情况。但无论孩子属于高功能还是低功能,一旦被诊断为自闭症,生活就彻底改变。事情一旦落在你头上,再来谈论概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电影《罗伦佐的油》里面那位父亲说,他输掉了这辈子最大的一次赌博,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准爸爸准妈妈们对未出生的孩子都抱着许许多多的憧憬:是男孩还是女孩?长得像谁?会是什么性格?长大后会做什么?会和孩子在一起做什么好玩的事?和孩子去哪些好玩的地方?大多数夫妇在期盼孩子到来的时候,都会把孩子看作婚姻圆满的见证者和自己生命的传承者。所以自闭症对于这些满怀期望的家长而言,无异于当头一棒。对正常孩子抱有的那些憧憬都落空了,因为眼前的孩子实现不了那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曾经积极的情绪如今一泻千里,骄傲和希望悄悄溜走,再难寻觅。或许还会有失败感来袭,因为自己给世界带来了一个“不完美”的孩子。与此同时,因为自己对孩子的失望而感到羞耻和愧疚。


       我小时候特别害羞,所以我希望我儿子自信、善于表达。跟很多父母一样,我也想重塑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给儿子起的中间名“多纳托”,是我的意大利爷爷的名字,也是“礼物”的意思。他的名字“泰瑞克”,是一颗星星的名字,也是十世纪阿拉伯一位著名将领的名字。直布罗陀山的意思其实是“泰瑞克山”,因为泰瑞克将军从摩洛哥穿越这里出征西班牙。我对儿子寄予了厚望----期望他能成就我所不能成就的事,成为比我更出色的人。泰瑞克就是带着这样的期盼出身的。
有时候,泰瑞克的诊断让我无力招架,让我只想屏蔽掉这种痛苦。这很正常,因为趋乐避苦本是人的天性。有时候,人们屏蔽掉这种痛苦,只是为了应付日复一日的生活。但是,如果人们一直不去面对自己那些痛苦的情感和想法,它们就永远不会消失,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流行心理学告诉大家,要用积极的念头代替消极的念头,感觉就会好起来。这种从策略常能奏效,但对于那些挣扎在恶劣情绪里的人来说,往往他们的情感就这样被否定掉了。

中国指铐

       近年来,我开始把接受与承诺疗法(ACT)中的概念运用到家长咨询中去。心理学家史蒂芬.海耶斯曾使用大多数人童年时代玩过的“中国指铐”玩具来打比方,解释接纳一桩痛苦经历的过程。当你把食指插进这种草编的套筒,然后试图把手指抽出来的时候,会发现套筒变小变紧了,你越往外拔,它就越紧,甚至可以紧到阻断血流。相反,如果你把手指往里推,套筒就会变松,手指就能脱困。


       如果你把生活看成一个“中国指铐”,那么关键就在如何取得转圜的空间。面对生活中的难题,你越是挣扎,它似乎就越束缚:当你不再挣扎,而是面对它,你就有了回旋的余地。换句话说,其实你有自由去选择如何处理问题,而不是只能陷在被困的感觉中。只有在你正视痛苦的时候,痛苦才会开始减轻。接纳你的孩子要从正视痛苦开始,而不是逃离---尽管这听起来不符合人们的本能。


      要正视这一大堆纷扰的感觉可能并不容易,所以我们有必要发开一套话语。直接问“你愤怒吗”或许得不到真实的答案,因为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在为自己的孩子生气,是件很难的事情,也是不为社会所容的事情。激烈的情绪也会发生在其他场合,例如在经历一下事件的时候:
· 亲近的人去世
· 恋爱关系破裂
· 受伤导致行动不便
· 失业
· 搬家
· 流产
· 对孩子的希望落空
· 朋友、家人或自己患慢性疾病

回想当初抱起宝宝的感觉


       我开发了一系列活动,来帮助父母探索自己面对孩子出生、诊断、诊断后的反应。在讲座上或初次咨询时,我会问家长,当他们第一次抱起孩子时是什么样的感受。一开始大家都犹豫不回答,于是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像我抱着新生泰瑞克的那样一张照片。
于是他们纷纷打开了话匣子,用各种各样的词来描述这样一个改变人生的重大经历以及他们的感受:
· 敬畏
· 害怕
· 爱(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条件的爱)
· 骄傲
· 如释重负
· 忐忑
· 温柔
· 忧虑(如果孩子进了新生儿监护室)
· 压力
· 兴奋
· 喜爱
· 感恩

       然后我让他们讲述孩子出生和成长早期的故事。除了早产和先天疾病的状况,家长们都回忆说,曾经以为一切正常。通过家长们回忆与孩子最初相处的日子,帮助家长们逐渐理解了自闭症的意义和它对家庭的影响。接着我询问他们关于孩子的发育问题开始出现症状、最终被确诊为自闭症的过程,这一次大家描述的是种种令人不安的反应:
· 震惊
· 怀疑
· 愤怒
· 担忧
· 麻木
· 内疚
· 释然

焦虑


       父母在得知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之后最常见的反应就是焦虑。当母亲心烦意乱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想方设法让她平静下来。跟她相处会变得很难,所以她的烦躁会当做一个问题来对待。其实跟她说“冷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并不会有什么用处。不是别人说冷静或者自己想冷静就能冷静下来得。这时人的心理机制正在调集能量来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做准备。焦虑的感觉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时是些许不安全感,有时是严重的恐慌发作。如果一个母亲在诊断之前就一直忧心孩子可能有问题,那么在得知诊断结果后她的反应倒有可能是释然。


       尽管极度焦虑是有害的,需要接受心理干预甚至是药物干预,但适度的焦虑却是人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如果孩子发育表现出来异常,家长当然需要调集能量来应对。在泰瑞克的整个童年期,我时刻都处于紧绷状态,时刻都担心他的安全,而我的焦虑帮助我预测他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并在他面临某种危险之前就解决问题。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多的能量。


        此外,已经有了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往往不敢再生一个孩子。因为自闭症与基因有关,所以一些父母根本不敢讨论再试一次的可能性。根据奥森诺夫和同事近期一项研究的记录,664个有自闭症同胞哥哥姐姐的婴幼儿被经验丰富的专家跟踪评估到36个月,其中18.7%出现了自闭症谱系障碍。这项研究是迄今为止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该研究还发现,在这些婴幼儿中,男孩出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概率是25.9%,女孩是9.6%。不难理解,一些夫妇对是否再试一次分歧很大,甚至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当然,对于那些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再次尝试一个正常孩子的父母来说,咨询是会有帮助的。


       在泰瑞克被诊断为自闭症之后很多年,当辛迪怀上卡拉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比一般的家长紧张得多。医生总是说,我们女儿一切正常,但是自闭症是无法产前检测的。我还记得在分娩课堂上,老师讲到出生缺陷的时候,没人提问或讨论,于是老师就转到下一个话题了。我当然不能责怪其他准父母,因为在泰瑞克出生之前,我自己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这次我很清楚,一天不能确定这孩子有没有自闭症,我的忧虑就会存在一天。


       心底和我一起面对这种忧惧。幸运的是,我们生下的是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从卡拉出生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是我们的欢乐之源。她的成长帮助我看到了自己的活力,看到一个从苦难中站起来、甚至变得更强的自己。辛迪怀佐伊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她的成长同样让我们欢喜不已。


       1995年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听闻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六岁的自闭症男孩从他居住的公寓里出走,结果被早班通勤火车撞死。当我听说事故就发生在我家一个街区之外的火车站附近的时候,我的胃开始莫名地抽搐。一想到自己也曾经时刻担心泰瑞克从家里跑到那条轨道上,我就止不住地发抖。我一边为那个孩子的家人悲伤,一边庆幸自己的儿子又了他所需要的全天候监护。几年后,在一次会议上, 我遇到了当时听到火车急停后第一个赶到现在的急救医生,而他自己也是一个天使综合征患儿的父亲。像这样的经历,构成了联结特殊需要人群共同体的纽带之一。


内疚


       不少父母会责怪自己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导致了孩子的自闭症。诊断的过程往往会加重他们的内疚感。每次他们带着孩子去某个地方寻求帮助的时候,总会听到一连串像这样的问题:
· 你最早注意到异常是什么时候?
· 孕期是什么样的?
· 你在孕期的精神状况怎样?
· 如果你孕期还在上班,什么时候没上班了?
· 家族中有类似情况吗? 


       对于那些本来就怀疑自己孕期有没有做错什么的妈妈来说,这些问题可能会让她们格外痛苦。爸爸们则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照顾好配偶。无论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背景,很多家长心里的某个角落,都藏着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起了什么不该有的念头,所以我要遭受这样的惩罚?”


        既然人们通常相信好事落在好人头上,那么顺理成章,坏事应该落在坏人头上。为什么别人生的孩子正常,而你生的孩子有缺陷?这真是个让人通断肝肠的问题。如果家长认为这种情况是自己造成的,他们会特别难过。我还记得,我也深深自责过,这怀疑泰瑞克的问题是不是我和他妈妈之间的矛盾导致或影响的。


       对于深陷内疚之中的父母,我会推荐哈罗德·库什纳的《当好人遭难时》这本书给他们。世人都说上帝是公平的。内疚的人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遭难时活该,那是对他们过错的惩罚。身为一个犹太教拉比和一个长期患病最终死去的孩子的父亲,库什纳探讨了苦难散布时的不公正性和不受控制性。


       人们或许希望世界有条有理、一目了然,但它并非如此。如何化解内疚,这是意见因人而异的事情。内疚与责任是相关的。做父母的,自然只恨自己不能提前行动,避免自闭症发生。只有在捋清哪些是父母真正该负的责任之后,他们才有可能放下内疚。比如说,知道了自闭症是神经方面的问题之后,我就意识到,婚姻矛盾和离婚是不可能导致自闭症的。当我不再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泰瑞克的自闭症,心里顿时轻松不少。不过婚姻矛盾确实对孩子不利,所以父母还是有责任用建设性的方式去处理分歧。


       面对失去,内疚是一种正常的、本能的反应,就像种子裂开变成嫩芽、花蕾绽放变成花朵一样自然,每一次失去都蕴藏着未来的成长。娜欧米·雷曼,一位身患克罗恩病的医生,这样写道:“我们面对失去的方式,塑造着我们面对余生的能力。”

我的接纳之旅


       在儿子被诊断的当时以及其后好多年,我都发誓绝不接受他的自闭症。我觉得,如果泰瑞克不再开口说话,我就永远不再笑了。和芸芸众生一样,我也抱着康复的幻想不肯撒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坚信,只要找到最好的医疗方法,加上爱,加上我参与他的干预的努力,就一定能让他回归正常。三十年过去了,依然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会忍不住幻想,假如儿子没有自闭症,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从过去的岁月中学习到的是,生活既不是向自闭症宣战,也不是跟它求和。这两个选项都非长久之计。各种情绪潮起潮落。只要一顿脾气发作、一个行为挑战,便将片刻的宁静立时化为乌有。我已经懂得,接纳在于打开自我,活在每一个当下的体验中。


       那么,接纳孩子的自闭症意味着什么呢?就让我们从哀伤开始。西格蒙·佛洛依德说,为了往前走,哀悼是必须要做的功课;不做这门功课的话,人们就会停滞在忧伤的状态中无法前进。反思过往经历、为自己的所思所感寻找一份意义,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


       我的哀伤呈现在我绵延多年的一个梦境里。一开始,当我知道孩子不对劲的时候,我并不能接受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夜里,我便会梦见我白天和泰瑞克所做的那些互动,那些言语干预师示范过的和我自己看书学到的活动。比如说,我总是试图和泰瑞克轮流搭积木,他不感兴趣,于是我手把手带她做,可他总是将积木一把推倒。于是我又试着模仿他的动作,他上下挥舞胳膊,我就学他挥舞胳膊。白天我这样做的时候,泰瑞克通常会注意到我,停下他的动作一会儿,给我一丝微笑,然后又回到他自己的世界,继续做那些动作。
       到了夜里,我却会反复地梦见,泰瑞克专注地看着我,与我对视,然后慢慢地说出一两个词。我心跳加速,为他的语言而激动。我拥抱儿子,把他贴在胸口。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充满希望,觉得他一定能开口说话,于是继续在他身上下功夫----和他轮流玩简单的拼图、搭积木、模仿他挥舞胳膊。我夜里的梦给我白天的努力输送着能量。我录下他的各种哼唧、咕哝、咿呀的声音,反复听,寻找进步的痕迹。有时候我觉得听到了一点进步。但是夜复一夜地做梦、日复一日地努力多年之后他终究还是没能再开口说话。


       渐渐地,我醒来的时候,开始感到疲惫不堪、我坚持不下去了,希望越来越渺茫。写作《特殊儿童,艰难父母-----养育障碍儿童的苦与乐》的时候,我在地下室一个布满灰尘的盒子里找到了当时的录音带其中一卷。只听了一小会,那些过去的感觉便朝我涌来,仿佛一切都在发生在昨天。我听到自己耐心地哄儿子,试图让他发出一些有意义的声音。很快我就听不下去了。我意识到,泰瑞克现在发出的声音和那时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由于青春期的到来,他的嗓音变低沉了而已。


       如果一个孩子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语言正常发展的希望就很渺茫了。时间越来越少,但我依然不肯放弃希望,如果自然是遭受失望的重创。在我的一生中,不管我努力做什么,总归会有结果、有收获。美国文化教育我们:人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取得任何成就。我记得自己很多努力终有回报的例子包括从一个身体不协调的小孩变成一个高中时代的运动健将。


      在我与辛迪恋爱的早期,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白日梦---我们的爱可以治愈泰瑞克。我仿佛看见,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我们坐在绿柳成荫的草地上,泰瑞克手里擎着一朵雏菊向我们跑来,嘴里说着:“看这朵花!”然后我拥抱了辛迪,我们俩一起拥抱泰瑞克。我要怎样才能接受,这是个永远也无法成真的美梦?


       幸运的是,我也从梦境中得到了一些帮助。泰瑞克八岁生日前后,我做了一个新的梦:他成句成句地对我说话,我跑去跟辛迪分享这个消息。但我梦见我从这个梦中醒来,意识到泰瑞克并没有开口说话。我竟然感到一种深深的释然,因为我终于可以接受现状了。倒不是说我喜欢现状,而是说我不必再用力了。假如奇迹出现,我自然双手欢迎;但是泰瑞克不能说话,这是已然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睡梦中, 我的大脑就已经帮助了我,让我不再抓着拥有一个正常儿子的幻想不放。


       这个梦境反复出现了几年之后,又有另外一个梦到来:泰瑞克在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他爱我,也能感受到我的爱,而且知道我已经为他倾尽全力。 他说他很幸福,也希望我幸福。然后他就回到惯常的自闭状态-----玩自己的舌头、发出不知所云的声音、挥舞手指头、不需要我把我当空气······而我依然在渴求另一种可能。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又向前走了一点点。泰瑞克依然是我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让自己一直沉溺在悲伤里。通过正视自己的情感、接受梦想的失落并与之共处,我成长了。

了解哀伤的各个阶段,依次通过医学博士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基于她对癌症临终人群的研究,于1969年在其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将死亡与濒临死亡这个话题推倒大众面前。 她对死亡的研究,可以跟佛洛依德对性的研究相提并论。因此,谈论死亡的困难度开始大大降低,仅从这方面而言,她的工作就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库伯勒-罗斯提出了“哀伤五阶段”的概念,来描述人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所经历的心理过程:
1.否认
2.愤怒
3.协商
4.沮丧
5.接受


       如今听到人们随口说起这些阶段,已经不足为奇了。这个模型甚至还被略作修改,用于描述特殊儿童家人的心理历程。一份自闭症诊断书给父母带来的感受,无异于宣告他们都所盼望拥有的那个正常孩子死亡。当我问起自闭儿童家长,他们都经历过哪些阶段时,他们通常会支出与库伯勒-罗斯理论中相似的阶段。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以相同的顺序经历相同的阶段,有些阶段会重叠,有些则会反复。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家长通常如何捱过这个痛心断肠的过程。这里我们并不完全照搬库伯勒-罗斯的模型。

否认:我根本无法理解


       否认通常是第一反应,对于这一点大家基本没有异议。否认制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缓冲去,因为应对新的现实还需要时间。“不会是我、这不是真的”这种想法,几乎是所有人对于丧失的标准反应。尽管人们会说“面对现实”,但是以拒不相信作为第一反应,是完全正常、十分健康的。因为自闭症无法通过验血或者检查神经来发现,只能通过行为观察来诊断。大多数自闭症患儿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当正常的。自闭症的影响也不是摆在眼前的,因此要否定或是误解其严重程度都很容易,有些家长甚至会抗拒或者延误对专业建议的采纳。


       有些人搞不懂,为什么会有家长拒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这种否认看起来很冷漠、很无情,甚至这些家长看起来也很不理性。然而,哀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现象。尽管少数家长会卡在否定这个阶段,但大多数人还是会走过去的-----当他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否认在人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你不断想着那些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你该怎么活下去?该怎么走出家门?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一切出错的可能,干吗还要生孩子?


       在泰瑞克被诊断之前以及诊断之后多年,我都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儿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他一定会重新开口说话,赶上其他孩子的发展进度。心理学家肯·摩西在录音《不是我!不是我孩子!------应对育儿中的否认和焦虑》中解释说:否认,是在争取时间,为处理问题寻找内心的力量。肯·摩西的观点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他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他的孩子身体又有缺陷。除了内心力量、外部支持也很重要。哪些亲友是可以依靠的?在家长找到阿门所需要的内在力量和外部支持之前,否认可以让痛苦变得不那么难以承受。


       父母可能会四处寻找康复的办法,或者拒绝相信孩子缺陷的严重程度。通常在诊断之处,是没有可能预测孩子将来的发展程度的。事实上,的确有很多父母,通过艰苦的努力,通过爱和希望,帮助自己的孩子发展到了远超预期的水平。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我的左脚》里,主人公克里斯蒂·布朗患有脑瘫,不能走路、不能说话,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有严重智障,除了他妈妈。最后他学会了用夹在左脚脚趾之间的粉笔在地上写字来表达自己。尽管受困于身体缺陷,但克里斯蒂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心知肚明。一旦他开始交流,他妈妈就为他找到了一套特殊教育课程。他不仅学会了说话,还成了艺术家和作家。他的自传极富启迪作用。


       很多父母都有着克里斯蒂妈妈相同的态度。她看到了孩子的潜能,没有让别人的负面评价蒙蔽她的眼睛。尽管她的孩子有着明显的缺陷,她依然和他产生了强有力的情感联结。这也是知名儿科医生T·贝瑞·布雷泽顿的建议,他一直在积极引导专家专注于孩子的能力和强项。在这些家长的帮助下,有的孩子最终取得了让专家吃惊的成就。这些家长的态度,乍一看也是否定现实,但其本质是推动孩子取得巨大进步的条件的爱。


       在《各方谈自闭:来自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自闭症人士、业内人士的智慧分享》中,史蒂芬·肖尔描述了他在18个月的时候遭遇“自闭原子弹”突袭的经历。他本来是一个语言、社交都发展良好的学步儿,18个月时突然变得孤僻、爱发脾气、言语退化,还有自虐行为。那时是20世界60年代早期,他的父母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岁半的时候,他被诊断为“发育异常、强烈自闭倾向、有精神行为”。医生强烈建议将他送入专门机构,但他的父母拒绝了。因为那时是1964年,根本就没有机构可以提供我们现在所说的“早期干预”,他们只能自己来。

       

       到了四岁的时候,史蒂芬还是不会说话。他在书中回忆说,那时,他在家里总是被当做一个完整饱满的人来对待。现在,史蒂芬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纽约长岛的阿德菲大学担任特殊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


       史蒂芬被邀请到世界各地的大会上发言,深深地鼓舞了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成人和他们的家人。我和史蒂芬经常同场发言,并一起录制了一张DVD。毫无疑问,我也曾期盼我的儿子能有史蒂芬那么好的结果,然而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自闭症是一个谱系,个体及程度都存在差异。史蒂芬和泰瑞克处于这个谱系的两端,只是有着相同的核心症状。


       有些缺陷是一出生就发现的,给父母的心理也带来了很大的创伤。但这些父母却告诉我,在他们的体验中,并没有多少否认现实的成分。而那些“看不见”的缺陷,像自闭症、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症以及情绪障碍,通常都是出生很长时间以后才被诊断出来,这些才是特别难以接受的。如果一个孩子看上去正常,我们的眼睛就会欺骗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现实的显露,自然会引发情感的翻江倒海。



本帖最后由陈力爱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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