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反思还是必要的

    此次瘟疫波及的地方，尤其是同为华人圈的一些地区，如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他们的表现非常优秀，很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相对于内地，这些地区的疫情非常轻，甚至根本没有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一个月前，我们还在嘲笑新加坡的佛系抗疫，担心这个弹丸小国恐会遭瘟疫灭门。随着时间推移，直至眼下，新加坡的管治者交出了一份令世人啧啧称赞的答卷。新加坡堪称全球抗疫典范，甚至被世卫组织的谭书记提议为各国Z值得效仿的抗疫模式。他们不用封城、封村、封户，社会秩序井然。工厂开工依旧，学校也不停课，甚至专家倡议国民不必戴口罩。看似“懒散”，实则未必，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极为严谨的科学防疫基础之上的。这些疫情较轻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民主社会，对疫情反应极为神速，信息绝对公开透明，专业化程度高得令人咋舌。正是这样一整套看似为防疫“量身定制”的铠甲，才不至于当瘟疫来袭时全社会乱成一锅粥，也不至于一刀切地让整个社会完全停摆、造成较大的损失。

      回顾一下，武汉这次感染的人这么多，这么严重，时间点应该集中在1月10-25号期间。前期由于不作为造成的乱象，老百姓已经比较恐慌，虽然20号钟先生来武汉，说了“会人传人”，尤其是22号晚传出要封城时，市民就更加恐慌。大家六神无主，有一点感觉或者症状就非要往这个病症上去靠，去联想，一窝蜂地挤进医院。估计不少不是这个病症都去了医院，造成大面积的感染和传播，终于冲垮了武汉的医疗系统，不得不全国救武汉。

      回想我自己，这期间两次去过医院。1月14-15号有发烧、流涕、咳嗽等症状，我自己回想，接触的人不多，应该是晚上着凉感冒了。但架不住家人的一再唠叨、压力，17号去了医院，拿了点药回家。家人不放心，逼着我21号再去医院，以确认是否新冠，我没有办法，只有一同再去医院。这次去的是光谷同济医院，要去发热门诊排队。长长的队伍，半天动不了一点地。站着排队三个小时，我越来越感觉不安。虽然戴着口罩，前后都有一点距离，但已经有点不安。这个还是在外面露天里排队，有风还觉得好一点。外面露天排队进玻璃门后好像还有走廊约20米才到医生的门诊地方。隔着玻璃看着那20米的走廊不通风，按当时排队的速度，估计在走廊要站3小时左右，心生恐惧。就在这外面露天排队离玻璃门大约还有50米的地方，果断决定撤退。为此还与家人发生争执。想想真的有点后怕，当时应该是一二代比较毒的病毒传染的高峰，我进了那个走廊包括到医生办公室，中招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主动撤退，离开是非之地，挽救了我自己。也是我Z为正确的决定。

      记得美国有一个做了几十年的统计调查，名为《长寿工程》的报告指出，谨慎的人寿命更长。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建立一堵防范风险的防火墙。1月20号前后还没有“气溶胶”一说，而且，有一点症状的人都要去医院，以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病。在这种六神无主、信息混乱的当口，我敏锐地感觉到我不能长久待在风险特别高之地，我肯定不能进那个玻璃门，回头才是岸。

      这次百年不遇的灾难，估计以后也难得遇到了。武汉也为全世界做了一个先行和试验品。在当时海量、混乱的信息中，要捕捉、判断为自己所用的正确信息，以利正确的决策。不能神经大条，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不服周”。我始终认为在厦门的易先生，是为了讨好我们武汉人，鼓动我们“不服周”，目的是他的经济利益。

    经过这次大疫，我们在庆幸的同时，还是要反思一下，凡事要更加谨慎、小心。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总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