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案子告诉大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敢扶人（转）

solarcosmos

大学四年级

2011年10月25日

3，上海公交车司机案

　　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24岁的公交车驾驶员吴叶飞驾驶游4路公交车，行驶至南京水西门大街莫愁湖公园站，乘客正在上车时，一名看起来70多岁的老太太突然在车门前摔倒，吴叶飞赶紧下车将她扶上了车，但这名老太太称是公交车动了，导致自己摔倒的，要求吴叶飞送她到医院。这让吴叶飞感觉很委屈：“我好心把她扶到车上，谁知道她竟然要我负责，太让人寒心了！”

　　当时，车上至少有五六名乘客站出来，为吴叶飞作证。乘客们称，当时车子并没有开动，这名老太太是自己摔倒的，与司机无关，乘客们主动给民警留下了联系方式。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此事。

　　□快报记者顾元森

　　老人车旁摔倒，司机扶她上车

　　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吴叶飞驾驶的游4路公交车停在莫愁湖公园站台，前、后车门均打开着，车子是发动状态。当时车上有二三十名乘客，站台上有两名乘客从前门上了车。就在这时，吴叶飞突然听到车上有乘客喊：“车子不要动，有人摔倒了。”通过后视镜，小吴看到，一名穿着蓝色上衣的老太太倒在前门外侧稍后的位置，她侧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小吴没有看清老太太摔倒的过程，他急忙下了车，询问老太太伤势如何，“我腿不能动了。”老太太说。她告诉小吴，自己是准备坐游4路公交车的，小吴见状，立即俯身将老太搀起，并将她扶上车，让她坐在靠近车门的位置上，先休息一下。

　　“当时公交车停在距站台约半米远的位置，乘客较多，但并不是很挤。”一名乘客说，当时公交车停在站台边，车子并没有动，驾驶员得知那名老太太摔倒后，立即下了车去扶老太太，当时大家都以为没什么事，车子可以继续行驶。

老人责怪司机，司机感到委屈

　　让乘客们没想到的是，老太太上车后，声称自己的腿不能动了，要求驾驶员小吴送自己到医院。这让小吴非常诧异：“我的车子没有碰到你，你怎么让我送你到医院呢？”而老太太则称自己是在上车时摔倒的，小吴应该送她到医院看伤。

　　听到老太太要求小吴送她去医院，车上不少乘客纷纷指责老太太。“车子没有开动，你自己摔倒的，怎么能怪人家公交车司机呢？”“现在有的老人自己摔倒，往往会赖上别人，太不像话了。”听到乘客们的指责声，老太太非常激动，她反复说自己是在上车时摔倒的，公交车驾驶员当然应该送自己到医院。小吴见她这么说，立即报了警。

　　昨天中午，记者在游4公交车队，见到了驾驶员小吴，“当时公交车前门和后门，乘客都下得差不多了。我当时本想关门，踩离合器挂挡开车，汽车一直是发动的。后来有乘客说有人摔倒了。我就过去看了，她直喊腿疼，我就扶她上了车。她上车后就说自己受伤了，让我带她到医院。”吴叶飞说，自己是好心帮她，当时车子也没有开动，想不通老人为何会说是自己开车擦碰到了她。

多名乘客表示，司机没有责任

　　“当时车门还没有关，那个老太太急着赶车，在她前面有两个人上了车，她走到车门附近时，突然摔倒了，这跟公交车的确没什么关系。”昨天中午11点多，一名女乘客告诉记者，她亲眼看到那名老太太摔倒在公交车旁边，后来老太太上车后，说公交车把她刮倒，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她说，当时公交车驾驶员报警后，车上有的乘客下了车，但还有一二十名乘客主动留下来，等JC前来处理问题，并愿意为小吴作证。

　　乘客陈女士当时正好站在站台上，“我亲眼看到老太太跌倒在车门前，根本不关公交车的事。”陈女士说，她愿意为小吴作证，并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JC，“我讲话实事求是，跟老太太和驾驶员都不认识，没有必要偏向谁。人家驾驶员好心把她扶上车，不能再受冤枉呀。”

　　“大家留在现场半个多小时，JC来了之后，大家都为驾驶员作证，至少有四五名乘客还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呢。”一名目击者说，首先来到现场的是特巡警，后来交警也赶到了现场，不过交警在了解到事情经过后，认为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就先离开了。后来一位民警将老太太背上了警车，并把她送到了医院。

车上没监控

　　证据怎么找

　　黄老太太的女儿赵女士告诉记者，经医院检查，黄老太太股骨颈骨折，医生说要换一个股骨颈至少要三四万元。赵女士称，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相信事情的真相会查出来的。

　　驾驶员小吴称，要想弄清事实真相，Z重要的是通过监控录像，但遗憾的是，他开的车是一辆旧车，车上没有装监控设备。而且站台附近也没有监控探头，JC看了现场后说，Z近的监控探头离站台有一段距离，拍不到事发时的情况。

不是讹驾驶员，只是实话实说

　　昨天下午5点左右，在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病区，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黄老太太，“我真是没想到，车上那么多人都指责我，好像我真的是讹诈那个公交车驾驶员。”黄老太太说，当时她想乘游4路公交车，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公交车前门的一个踏板，手已经抓到了旁边的车门，但她感觉车子动了一下，紧接着便摔倒在地上。

　　“当时那个公交车驾驶员挺不错，他下车后，把我背到了车上。”黄老太太说，坐在车内靠车门的位置上，她感觉右大腿处疼痛难忍，于是让公交车驾驶员送自己到医院，没想到车里的乘客都指责她冤枉了公交车驾驶员。“他们都说我是自己跌倒的，跟公交车驾驶员没关系，让我不要冤枉人家年轻人。可我说的是实话，的确不是我自己摔倒的！”

　　老人女儿说，母亲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的退休职工，看病能报销大部分费用，她根本用不着讹那个驾驶员。对此，黄老太太说：“我也知道那个年轻的驾驶员不容易，我只是实话实话。可现在大家都认为我好像是赖驾驶员，这让我心里太难受了！”

　类似纠纷不少，等待警方结论

　　在游4路公交车队，小吴表示，他是好心过去帮忙，哪知道碰上这事。“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我得想一想，能不能再像今天这么做了。”小吴神色黯然。

　　对此，车队一名负责人称，现在有乘客出面作证，相信警方会进行公正的调查。“老人有老人的说法，乘客们有乘客们的说法，只能等待警方调查了。”

　　这名负责人表示，小吴做游4路驾驶员只有半年时间，其实一些老驾驶员时不时会遇到类似的纠纷。9月16日，车队一名司机开车时遇到红灯等待。突然有人过来敲车门，声称自己身上疼，被公交车前车头撞了。“当时我们的驾驶员还感觉很奇怪，如果车头撞了人，驾驶员会有感觉，而且伤者怎么会看上去好好的？后来，驾驶员报了警，当JC前来调查时，那个人却说驾驶员赔点钱就算了。当JC要带他回去调查时，他竟然趁人不注意，直接溜了。”

　　车队负责人表示，就小吴这件事来说，如果调查结论证实是司机的错，车队绝不包庇司机，该负的责任肯定会负。但如果调查后证实老太太是冤枉了驾驶员，车队和驾驶员将会向对方讨个说法。由于这件事让小吴心理压力很大，车队已经让小吴暂时休息。

　经过初步调查，暂时没有结果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交警四大队，一名负责人称，当时交警接到特巡警的通知后赶到了现场，但当时有不少乘客作证称黄老太太是自己摔倒的，交警初步调查后认为，如果老太太是自己摔倒的，那么她受伤就不是交通事故导致的，因此不属于交警管理，此事应该由辖区派出所或公交治安分局负责处理。

　　记者随后联系了南京市公交治安分局，有关人士称，特巡警已经将此事移交至公交治安分局处理，民警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但还没有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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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5日

我们怎们办？

10月21日凌晨，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舆论痛惜之余，有不少人呼吁，借鉴国外经验，以立法形式“保护见义勇为者不被诬陷”，规定“见死不救者应受惩罚”。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立法告慰”的效果不宜作过高估计，相形之下，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也许更为现实”。

据了解，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法律中，均有见义勇为者“免责”、见死不救者“受罚”的相关规定，这些也成为公众眼中值得借鉴的“他山之石”。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利伯曼、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副院长马克·汉斯今天都向记者表示，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中的“救人意识”并非主要通过“立法”来塑造的。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确实有某种形式的《好撒玛利亚法》来保障助人为乐者，使其一般不会因为救人过程中的疏忽而遭到起诉。”本杰明·利伯曼表示，“但纸面上的法律，究竟能对现实产生多少实效？实证研究表明，见义勇为的频率，并不建立在它是不是一种‘法定义务’之上。”

马克·汉斯也向记者证实，德国刑法中确实规定对一些“举手之劳”却见死不救的行为，要课以1年以下监禁或相当数额的罚金。“但是，我相信，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帮助悦悦，答案不会是‘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或是‘否则会有人起诉我’，而是‘这是一种他人需要帮助时的自然之举’。”

在佛山女童被碾案中，18名被斥“冷漠”的路人无一伸出援手，被不少公众看做是4年前南京“彭宇案”的阴影投射。

2007年，南京徐老太将彭宇诉至法院，称后者将自己撞倒，而彭宇则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其扶起送医。一审判定彭宇撞人并赔偿4万余元，“彭宇案”Z终以调解告终。“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人者，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一审判决书中的上述判决词，在“雷人”的同时，引起舆论哗然。

有网友就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彭宇案’之后，助人的成本、风险、恐惧值都提高了，慢慢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想救不敢救’的冷漠局面。”“不知当年审判‘彭宇案’的那位法官，可知自己的一个决定，造成了如此大的蝴蝶效应？”

季卫东表示，将“想救不敢救”的社会局面归咎于当初审理“彭宇案”的一名法官，固然有失偏颇，但要避免悲剧重演，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

“在双方证据都不充足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依照‘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基本标准，而是在疑点重重时，就根据所谓‘常理’和‘社会情理’对彭宇的过失进行了可能性分析，当然难以令公众信服。”季卫东表示。

他告诉记者，按照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基本标准，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无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后果。“在‘彭宇案’中，告彭宇撞人的徐老太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他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徐老太承担不利后果，就意味着，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把举证责任推给了被告。无需借助‘见义勇为’行为来辩护，这种思路也是有悖法理的。”

马克·汉斯也表示，若“彭宇案”发生在德国，法官会要求原告证明“是彭宇撞了她”，证据不足就不予支持。“被告没有义务证明‘他没有撞’。否则，每个人都会很容易随机地把损失‘赖’给别人。”

季卫东担心，“彭宇案”的这种判决思维正在形成某种定势，公众在救人时不仅担心被被救者“讹”上，更害怕的是连法官都不会支持自己。

据公开报道显示，继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罚钱的彭宇案之后，天津、湖北、江苏及福建等地都曾上演“一方称好心助人，一方称对方肇事扶人”的“罗生门”。

“一旦这样的事态普遍化，道德的大面积滑坡就无法避免。”季卫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