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车友
加国九头鸟 初中二年级

3

在人类的各种失误中,这种情况对社会关于犯罪、惩罚、公正和仁慈的概念的挑战Z大。根据国家儿童安全宣传小组的统计,大约40%的这类事件中,孩子的死亡被认定是可怕的事故——家长因为一次记忆错误而一辈子活在内疚之中,这远远超过任何法官或陪审团的量刑。而在另外60%的事件中,基于类似的事实,应用类似的法律,相关部门却认为家长的疏忽非常大,后果严重,必须积极的用重罪来起诉。

就在哈里斯将孩子忘在公司外停车场的5天前,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东南方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有一名叫安德鲁·卡佩珀的环卫部门电工,在结束了一个漫长值班后,他从父母那里把1岁左右的孩子接上,开车回家,走进屋子,然后就睡着了。被他遗忘的孩子,则热死在车上。

哈里斯被起诉,而卡佩珀则没有。在各自的事件中,是否被起诉会基于某个人的决定。

哈里斯事件中,这个人是费尔法克地区检察官雷.莫罗。在用过失杀人罪发起起诉几天后,他在记者的访问中这样解释原因。

他说:“我们需要重申很多关于儿童保护的事情。当你有孩子之后,你就要担起责任。在儿童安全问题上,我的态度非常强硬。“

莫罗有12岁和14岁两个孩子,当他被问到是否能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时,他似乎被吓了一跳。他先解释了一些其他事情,过了十分钟才回答:“我想说,这是不会发生的,我是个非常警觉的父亲。”

而在朴茨茅斯,决定不起诉卡佩珀的是检察官厄尔.莫布里。他认为孩子的死亡是一个悲剧。警方的调查显示没有犯罪意图,因此不是犯罪。卡佩珀并非无情的用孩子生命做赌注,他只是忘记了孩子在那里。

莫布里说:“Z简单的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是将它扔给陪审团,但这样是错的。检察官的工作是实现公正,而不是完成业绩。”

他说:“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在这里对与错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每个遇到类似问题的公务人员都在尽力解决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但公务员也是人,他们的判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复杂的个人经历的影响。

莫布里说:“你知道么,在今天说这个事情挺特别的。”他现在有5个孩子,而今天是他曾经的第六个孩子的生日,“她1993年死于白血病,那时候她快满三岁了。”

说完之后莫布里停顿了一会儿,他不想错误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是根据法律作出的决定,他说“但我可以了解失去孩子的感觉。”

安德鲁·卡佩珀失去孩子之后被放回家中,在剩下的人生中都将会记得他做错的事情。而迈尔斯.哈里森则被以重罪起诉,他惶恐无神的头像出现在报纸、电视和墙上。他请了一个昂贵的律师。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和证人质询,Z终没有达成庭外和解。庭审开始了。

法庭听取了哈里森和妻子讲述了他们在40多岁仍然想有一个孩子,于是三次前往莫斯科,并坐10个小时火车到俄罗斯腹地,Z终找到收养了他们18个月大的儿子。他们的邻居证明看到哈里斯和孩子草坪上嬉戏。他姐姐则说明和夫妻两个一起用了数周时间,来给不适应环境的宝宝寻找一个理想的托儿所。

在证人席上的还有哈里森的母亲,她认为哈里森是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完美慈爱的父亲。哈里森的妻子则悲痛的描述了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接到他在悲剧发生之后的电话内容——都是完全没意义的尖叫声。

Z后,费尔法克巡回法庭的奈伊法官判定哈里森无罪。法官基于之前莫布里决定不起诉卡佩珀同样的法律理由,认定本案中不存在犯罪。

在宣判之后,哈里森喘息地哭泣着。他想站住,而一无所有的他Z终跪在地上。

4

所以如果这不是过失杀人,那这是什么呢?一个意外么?

“不,‘意外’是一个不完美的描述”,加州大学埃尔文返校的马克.沃斯考尔教授是这样评价的。他是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的专家。

“‘意外accident’代表着这个事情不能预防,‘事故incident’则听上去太微不足道了。”

沃斯考尔是富布莱特项目学者,专门研究如何利用笔记本电脑帮助儿童识字。在2003年的夏天,当他吃完午餐后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发现停车场很多人围着一辆车,JC砸碎了窗户把门打开。又走近了一些,他才发现那其实是自己的车。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早上他忘记把10个月大的儿子米奇送去托儿所了。米奇已经死了。

沃斯考尔没有被起诉,但在随后几个月内,他多次有自杀的念头。但Z终自杀的冲动渐渐退去,只剩下悲伤和内疚。

他认为我们缺少一个正确描述这类事件的词汇,同样,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议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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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卫.戴蒙一边在华盛顿的酒店吃早餐一边这样解释:“记忆是一个机器,而且它并不完美。我们会希望优先想记住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的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不是这样。如果你会忘记电话号码,你同样也可能会忘记你的孩子。”

戴蒙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分子生理学教授和坦帕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他这次是来在一个全国科学会议上演讲,介绍他关于情绪、压力和记忆相互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思考进程会从大脑中Z复杂的部分,被切换到我们大脑中Z原始的部分——一个竞争性记忆系统上。这个系统的设计的和恐龙一样陈旧:心不在焉、固执、没有分析能力还愚蠢。

戴蒙自己的记忆力就很糟糕,Z近他在开车去商场的路上,突然记起来孙女就在后座上睡觉。他记得是因为副驾驶上的妻子提到了孩子。他明白假如只是自己开车,也许就会发生不能挽回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他非常明白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他介绍说,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宏伟但又急就章的设备。表层是更新更复杂的结构,但下面则是和低级生物一样的原始结构。大脑Z上方是Z聪明灵活的部分:负责思考和分析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瞬时记忆的海马体。底层则是和蜥蜴大脑类似的基底节,负责控制那些本能和不自觉的行为。

戴蒙说,例如在熟悉、日常线路上驾车这种情况下,人类大脑会让基底节提供类似自动驾驶辅助仪的作用。当我们的前额叶和海马体在上班路上计划自己的日程时候,你的基底节在无意识却有效地驾驶着你的车。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发现自己从A点开到了B点,但怎么都没有关于路上风景,怎么转弯之类的清晰记忆。

通常这种责任分工的模式,就像交响乐一样配合的很漂亮。但有时候却变成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样,让轰隆隆的炮声掩盖了一切。

他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让老鼠看见猫,然后记录他们大脑中电化学变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发现无论是突发性还是慢性的压力,都会削弱大脑高级功能中心,让他们更容易被基底节所压制。他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些幼儿在车中死亡的事件里。

他说:“事件是否发生和之前父母的照料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有重要相关性的因素是由压力、情绪、缺乏睡眠、生活节奏改变等结合而成。这时基底节开始工作,理智思维则被弱化到无力抵抗。结果是被弱化的海马体里的记忆回路就想电脑程序一样被强制覆盖。除非记忆回路被重启——比如听到孩子哭,或者像我一样被老婆提醒,否则记忆可能完全消失。

戴蒙这时候停顿了一下。”弗吉尼亚州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由压力引发的案例,我前几年去调研过。那是一个叫什么的女人来着?“

他把叉子放下,眼光扫过天花板墙壁和地板,然后摇了摇头。他说因为会议上的压力太大,他的记忆检索能力出了问题,他现在想不起来人名。

”林恩.贝尔福?“

“是的,林恩.贝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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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是十月中旬,林恩.贝尔福正在电话中给新宝宝预订一个婴儿弹性椅的带子,同时试图紧急安排一个保姆,因为她需要马上去看妇产科。她刚拿到检查报告,她正在排卵,她丈夫在伊拉克,她需要用他的精子来做人工授精,但保姆现在没时间。她只好抓起妈咪包、带上孩子,赶快出门上车开走。但是孩子正在闹,于是她回头给了孩子一瓶果汁,一边看着他,一边看一眼自己头发的发卡。

她笑道:“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尽力不一次做太多事情了,我已经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一些。”

林恩.贝尔福就是通常被叫做A型性格的那种人。她是第一个承认自己性格和2年前她儿子布莱斯死亡有关联的人。事情发生在2007年3月30日,那天她不小心把9个月的孩子遗忘在工作的军法学校办公室外的停车场里。那天的天气只有十几度,但是在热学效应的作用下,当天贝尔福的车上温度超过了42度。

有一种沮丧的形象比喻可以描述那天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199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里森提出了“瑞士奶酪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灾难性的错误会逃过多重的防御机制而发生。他把瑞士奶酪切成5-6个薄片叠在一起,每片上面的小洞表示那些微不足道的潜在小漏洞。这种防御体系很少出错,但如果巧合下几片奶酪的小洞都重叠在了一起,整个系统就被突破了。

在贝尔福把布莱斯忘在车上的那天,她一直忙到了深夜,先帮一个必须紧急带宠物去医院的朋友看孩子,然后照顾感冒了的布莱斯。因为宝宝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一直在车上睡觉,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贝尔福计划把布莱斯常用的安全座椅带去消防站请专业人士安装,所以布莱斯被放在另外一个安全座椅里,位置在驾驶员背后而不是副驾驶,因此从后视镜里看不到。因为另一辆车被借出去了,贝尔福当天还需要送丈夫去上班,所以妈咪包是放在后排座而不是在平时她会看到的的副驾驶位置。因为和一个有麻烦的年轻亲戚打电话,然后和老板电话讨论工作,贝尔福开车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紧张的通话,解决别人的问题。因为保姆换了新手机,里面只有贝尔福手机号码没有办公室的,所以当保姆打电话问为什么她没有送布莱斯过去的时候,电话在贝尔福的钱包里,没人听到。

每一片的小漏洞就这样重叠到了一起。

没办法为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们画出一个通用的画像来,我们为这篇文章采访的13名家长中,有内向的,有外向的,有温柔的,有阴郁的,有坚强的也有脆弱到可怕的。上面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林恩.贝尔福——一个37岁的预备役军人,曾经在战场服役,并且也在一直在她儿子的死亡事件上战斗着。

她平静的说:“我不觉得我需要原谅自己,因为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

贝尔福身材高大,行动目的性很强,走路会有节奏的摇摆。她的下巴瘦弱但是说话强硬并且不加修饰。她有趣、喧闹、直白,是那种你马上喜欢她或者讨厌她的人。

是她提议去参加迈尔斯.哈里森的审判,也是她在休庭时走向哈里森,挤开人群,用胳膊绕过他的脖子把他拉近。她在他耳边大概低语了差不多1分钟。他的眼睛睁大了,然后靠在她肩膀上像孩子一样抽泣着。她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她知道他是一个爱孩子的好父亲,他不应羞愧。

贝尔福在密西根州的中低收入家庭长大,她生活中有一个被告知是她父亲的男人,又有一个她曾经以为家里的朋友,但后来发现是她生父的男人。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离婚了,但又交换后结婚。她的生活中充满酗酒、离婚和抚养权战争。于是她满18岁后就参军了。

她有一次在波黑,两次在伊拉克的服役经历,从事情报分析和工程管理的工作。她在那里学会了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她因为出色管理了4700万美元的项目而获得了铜星勋章。她结婚生子又离婚。当她遇到加勒特.贝尔福之后一个月,她就决定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将会是她的丈夫了。18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布莱斯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之后靠人工授精,她和在伊拉克的加勒特有了第二个孩子布莱登,现在他们也在用同样的方法要第三个。

贝尔福暂停了今天的妇产科检查,而是开车前往军法学校,来展示她儿子的死亡经过——她在加勒特工作的路边停车让他下车,这不是她平时会做的事情。这会让她在潜意识中做了一个确认标记:送人任务完成。然后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当天她很明显打电话的时候开过了。或者是在和老板在讨论日程的重大变动,或者是在和她侄子在讨论如何还赌债。Z后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法办公室的停车场。她将车停在和那天同样的停车位里,布莱斯就是在这里死去的。

“基本就是这样了,除了旁边这两个车位当时是空的。”她说的同时,下车拿走车钥匙和妈咪包。

这是林恩.贝尔福那令人不安的故事。如果你已经先入为主,认为她的角色应该如何面对世界的话,你更会这样感觉。

比如说,你也许会设想她应该换一辆车。但这辆配着粉红色小铃铛方向盘套的黑色本田领航员,就是布莱斯死去的那辆。就在他死去的位置几英寸以外,贝尔福正在解开布莱登身上的安全带。

她说,“我不认为换车符合财务要求。”

贝尔福的眼睛很冷静,她的态度很明确:

你对此有不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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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是所有婴儿在车中高温致死事件都像本文中说的那样,只是一些好家长一时记忆的失误这样简单。在另外一些事件中,有些父母有一贯的育儿疏忽前科,或者在嗑药。有时候,父母明明知道有危险,仍然故意把孩子留在车上。在一个非常恶劣的案例中,一个妈妈把自己上锁的汽车当做廉价托儿所使用。当这样的婴儿死亡事件被立案起诉后,一些人会因此被判刑入狱。

像林恩.贝尔福这类的案件,一般在起诉过程中双方就会达成例如缓刑、减刑、社区服务等方式的庭外和解。Z终完成整个审判流程的比较罕见。

贝尔福的情况更加少见,她并非以过失杀人Z被起诉,而是二级谋杀,如果成立的话,可能被判Z多40年有期徒刑。而且作为保释的条件,她被禁止单独和任何未成年人相处,包括她唯一的十几岁儿子。

因此贝尔福聘请了亚特兰大Z顶级的刑事辩护律师约翰.泽维林,这意味着她的丈夫加勒特需要继续作为军事承包商的雇员前往伊拉克,好用战地奖金来支付律师费用。林恩.贝尔福只能独立面对这一切。

这样,她开始从过去的悲伤、内疚和自我麻痹,变成了一个敏感而愤怒的人。

8

约翰.泽维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侦探小说里的古怪天才,雷克斯.斯托特笔下大腹便便的尼罗.沃尔夫。泽维林的律所在一个有黑色木制百叶窗的漂亮老式别墅里,而有着和圣诞老人相似胡子的律所老板则坐在破洞的皮椅上,而带着污渍的衬衣上的那些扣子们,很努力的坚持着自己的职责不被崩开。

泽维林认为自己当时首要的工作,是证明在这个案件中,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谋杀意图,起诉二级谋杀是非常荒谬的。他成功了,在初级听证会之后,控罪被减轻到过失杀人罪。不过他接下来的工作则更艰巨:他需要想明白在这样一个戏剧化狂热的案件如何辩护。

联邦助理检察官伊丽莎白.基林的陈词是这样的:“一个男孩的生命是不应该这样结束的。他躺在医院的担架上,慢慢地死亡。他的生命消散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泽维林Z后需要做一个关键的选择。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往往希望听到被告的亲口陈述。贝尔福赢得了泽维林的喜爱和尊敬,但他是否应该让她坐上证人席呢?

他问:“你们见过她么?”

是的。

“那你们应该看到了她是如何用精神的盔甲来保护自己不受这个世界的伤害,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斗士。这帮她生存下来。但对于那些希望看到她是如何被悲剧摧毁碾碎的人,这可能会让人失望。”泽维林Z后决定不冒险让她作证。

他说“我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让她‘站上’证人席,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林恩——脆弱,不狡诈,不会装腔作势。”

泽维林的方法是给陪审员播放两盘录音带。一盘是布莱斯死后一小时左右,贝尔福在医院接受警察询问的录音。她的声音中有无法衡量的悲痛,在抽泣和呜咽中,勉强可以分清她颤抖的话:“我杀了我的孩子,天啊,对不起。”

第二盘是911的报警电话录音。在贝尔福发现尸体之后的几秒钟,她恳求一名路人帮忙报警需求帮助。

泽维林转了一下电脑,找到一个音频文件:“想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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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迈尔斯.哈里森坐在星巴克的调味台旁边,一张接一张的用纸巾擦干眼睛。

“我深深地伤害了我妻子,但她原谅了我。而这让我更难过,因为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在他无罪释放的几个月之后,哈里森仍然痛苦地活在公众视野里。他的头像又回到了报纸上。这次是因为俄罗斯外交部正式提交了对他无罪释放的抗议,并且威胁不再允许美国人领养俄罗斯儿童。这成为了国际事件。

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接受本文的采访。但在2月初他说他准备好了。

“我祈求能得到俄罗斯人民的原谅,美国很多值得拥有孩子的好人,而有很多俄罗斯的孩子需要一个家庭。不要因为我的错误惩罚任何其他人。”

哈里森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蔡斯死后,他回到当地的教堂,牧师和其他教友让他有单独的空间悲伤。然后牧师过来拥抱了他,轻轻说“你可以随时来这里找我。”

这是珀赛尔维尔的迈克尔.凯利牧师。而除夕夜一条刚下过暴雨的路上,迈克尔牧师停下来想搬开一棵倒下挡路的树,但另外一棵树此时倒下砸中了他,不治身亡。

哈里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事情,似乎任何事情都分崩离析了。但他很惊讶的是,他的婚姻还在。

在他们家,哈里斯和卡罗尔一直将蔡斯的房间保持原样,墙上四处都挂着他的相片。哈里斯说,“我们有时候会一起看他的相片。我看到卡罗尔在哭。她不想我看到,但是我还是看到了。我感到特别的愧疚和痛苦。”

哈里斯说他知道他和卡罗尔不太可能再被允许收养一个孩子了。

他的身体前倾,声音中夹杂了哽咽的声音,和他在法庭上Z羞耻的那一刻一样。

“我欺骗了她,让她成为了一个母亲。” 星巴克里的人都转头看了过来。

“她本来应该是这世界上Z好的妈妈。”

17

第一次的时候有人接听了电话,但是没有说话,电话里只有电视调到非常大的声音,过了一会电话就挂断了。过了几天他再接电话的时候,电视声音还是那么大。他说“过几天再打来吧。”第三次,他接了电话。

你还好么?

“我不知道,就这样试着一天天过下去。”

安德鲁·卡佩珀的声调平坦,就像恍惚一样。他的句子短促而截断。他是那个幸运的朴茨茅斯环卫电工。迈尔斯.哈里森被起诉,而他没有。他不需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你现在一个人生活么?

“是的”

她离开你了?

“是的,她很受伤,我猜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

你会感激他们没有起诉你么?

没有人回答。

安德鲁?

“我会为我父母感激他们,不会为我自己。他们怎么惩罚我都无所谓,我每天都会用所有的方法惩罚自己。”

你确定自己还好么?

“我试图不去想这件事情,当我开始开始想的时候,我就会变得……”

变得如何?

在很久很久的沉默以后。

“就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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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顶起来,让更多的人有个警醒!

秀秀宇航 小学六年级

很危险

一片片枫叶红 博士二年级

中国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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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车的哥们姐们,多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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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已至,各位车友要加倍注意啊!虽然我这里像进入秋天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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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恸哉,又有无辜的宝贝殒命!

http://news.sohu.com/20150819/n4192288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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