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068311发表于 2012-11-21 21:04 真的恳请这个帖子如果能上首页就好了，这是武汉的骄傲，清末民初，汉口镇从汉阳府脱离，开埠成市，1899年独 ...
武汉码头文化 打码头，立足于汉江，各大帮派相争，不亚于上海滩的惊险
“从明清到近代，武汉一直是中国内陆的经济中心甚至国际性城市。回顾和反思历史，正是码头文化的‘善变’成就了武汉。”在他看来，武汉大码头文化赋予武汉人大视野、大胸怀、大气魄。所以，“今天的武汉人、湖北人要建立一种文化自信，一种城市优越感，为人谋事，创业兴业应该更大气，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城市圈建设要有大手笔，要着力培养大企业、大商人、大学者。”
◇水运中心
土码头沿汉江 洋码头沿长江
川江、汉水和洞庭湖流域的货物都要在汉口转运。
武汉两江交汇，水运畅达，有中转贸易的商贸优势。徽州人黄卬比较汉口与其他城市的商贸特色后说：“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所谓“船码头”，就形象道出了汉口为华中、西南、西北诸省水运中心地位。
汉口的发展，起初主要依靠汉水的水运。首先是修建在沿汉水入江岸的水码头，而后顺长江也次第修建起码头。Z早的水码头，如今可考的是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天宝巷等码头。后陆续修建了杨家河、老水巷、兴茂巷、大硚口、小硚口、沈家庙、关圣祠、鸡窝巷、接驾嘴、龙王庙等。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汉口著名的有八大码头：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和花楼。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绘这一时期的汉口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商业闹市。到同治七年（1868年），汉口汉水沿岸到龙王庙有码头35个，长江沿岸从龙王庙到江汉关有16个。20世纪初，随着汉口民族工业的发展，硚口以上的汉水边由民营企业修建了一些专用码头，至1928年，有这样的专用码头25个，一直延伸到皇经堂、古茶庵一带。
汉口开埠后，外国商人陆续来汉办工厂、开洋行，从事贸易，利用“内河航运权”垄断轮船运输，陆续沿长江岸建筑近代轮运码头和仓库货栈。至1910年，汉口有大小洋码头74个。到1926年，大大小小洋码头有87个，从江汉关一直延伸到丹水池、谌家矶一带。至1937年抗战前夕，汉口长江沿岸有外国现代大码头36座，其中轮船公司有20座，工厂商号15座，机关1座。至解放前夕，武汉有水码头243个，陆码头220个，码头工人5万左右。
汉口码头，特别是土码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地域性和专业性等方面。各地来汉的客商形成各种帮派，有些码头及附近街市为地域性的商帮控制，甚至以他们的祖居地命名，如宝庆码头及宝庆正街、宝庆三街、宝庆一至七巷一带属湖南宝庆府帮，新安码头、新码头和新安街、大新街为徽州帮控制等。有一些码头则随着商业市场的专业化逐步成为专用码头。如接驾嘴码头为炭薪市场码头。龙王庙码头、小新巷码头，周围水果行集中，为水果码头。稍远一点的，汉阳鹦鹉洲，是竹木专业市场码头。
◇码头风云
文打商战 武打码头
码头业高速发展，农民、流民、黑社会都涌向码头，寻求活路。
由于码头条件不同，活路有多有少，这就必然出现一种劳动权、生存权甚至势力范围的竞争。因而，“打码头”在汉口商业社会很有代表性。为此，封建帮会组织起来了，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宝庆码头的争夺就反反复复持续了100年，争斗中，湖南宝庆帮和徽帮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旧武汉码头实行把头制，每个码头都由一个把头控制。码头头佬与地痞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分块割据，在势力范围内开设烟、赌、娼馆，以致码头上地头蛇横行霸道，殴打、械斗事件经常发生。码头内部，不仅不同省份的帮口之间争斗，一个省份帮派的各个地区小帮之间也内讧。远一点的如汉阳鹦鹉洲湖南湖北两大帮派之间不断争斗，湖南帮内部各帮也为占码头打斗不止。不仅水码头争斗，脚夫苦力、轿夫集中的陆码头也为争轿点、装卸货物或搬运旅客行李而经常斗殴。一位老汉口曾在台北发行的《湖北文献》上发表文章，回忆自己一次从汉阳集家嘴坐船去汉口的经历，其中提到汉口码头伕欺凌旅客，强迫代提行李，“三人搬运，九人要钱”；坐“摆江”（渡船）时，船主往往在江中多要船费，不给不行。
不过，商业社会的竞争，有的是产品质量的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良性竞争。汉口的关帝庙街有一个创始于清同治年间的苏恒泰纸伞很有名气。他做的伞坚固耐用，深受顾客喜爱，生意兴隆。后来有湖北黄陂，湖南湘阴、湘潭、长沙等处同业汇集关帝庙街开设10余家伞店，产品样式均仿“苏恒泰”。在激烈竞争中，“苏恒泰”靠质量和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占据市场主流。到1911年，“苏恒泰”与“叶开泰”、“老九如”、“牛同兴”等齐名，成为汉口“十大名牌”之一，驰名省内外。
但也有外地客商到汉口大搞恶性竞争。汉口“谦祥益”是清光绪年间山东人开设的分号，到1920年代，已落籍汉口几十年的“谦祥益”已成为汉口绸布业的第一大户。这时从湖南来的李乃原，投资30万两银子在汉正街开了正大布店，开张第一天就祭出“减价出售”的绝招。“谦祥益”与“正大”开始了减布价的“火并”，不到一个月，“正大”30万两银子血本无归。李不甘心，又投资40万两银子，没多久又被谦祥益挤垮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性，较之码头的争斗火并一点也不逊色。
◇城市性格
武汉没形成“汉商”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武汉作为一个商业重镇，云集了如徽商、晋帮、宁波帮、广帮等，但却没有“汉商”。以前听说过“黄陂帮”，很小规模，主要做木匠、磨剪刀等；“黄州帮”做棉花，也只是很小范围。一个商帮的形成要三个因素，一是必须有统一、集中的经营范围和品种；二是必须有商人的利益集团，即有严密的区域性组织；三是有共同的经商文化理念。反观湖北商人，特别是所谓的“汉商”，这三点都不具备。湖北人喜欢窝里斗，不团结，在外地也没搞起一个过硬的组织。
武汉市民的性格缺乏厚重感，显得肤浅浮泛。由于长期的转输贸易，武汉商人习惯于做投机生意。他们头脑灵活，重视商业信息，接受新事物快，但急功近利，重商业而轻工业，即便是有钱的武汉商人也无人敢投资企业，如地皮大王刘歆生宁愿投资房地产，所以武汉的大企业基本上都是外地商人的。
对此，前人也找过一些原因，如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表示汉口“地势上狭下宽，形如卧帚，后无座山，故财易聚亦易散”，从风水地势中加以牵强附会。这些说法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显然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
张之洞在武汉办了很多官办企业，被批保守，张之洞大喊冤枉，给李鸿章写信说：我也想搞官督商办，可惜华商（即“汉商”）力量很小，见识短浅，大多望而却步。张之洞对汉商非常恼火，常批评汉商识陋见少，偷工减料，你骗我，我骗你。当然，这种状况到辛亥革命后有些变化，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文化形态
过手买卖，也过手文化
武汉码头文化还有流动性和开放性两大特性。
汉口的地理格局和经济格局，前人已用八个字概括：九省通衢、转输分销。所谓“转输分销”，就是“中转贸易”、“过手买卖”，川江、汉江、洞庭湖流域的货物运到汉口上岸再转销到别处，下江的淮盐运到汉口再分销到两湖城乡，上游有的货物如漕粮运到下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既引既迁”，进也快，出也快。而“货到汉口活”，一个“活”字，不仅说明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商品流动快，同时说明汉口市场吞吐力强，辐射力广，而且商路畅通，机制灵活。
商品的流动和商人的流动是连在一起的。汉口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是由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另外，船夫在汉口的大量结集和快速流动也是一大特色。1891年，海关报告估计每年有165000名水手在从事长途运输到达汉口的平底帆船上工作，约占当时汉口四分之一的人口。这还不包括码头搬运工。
人口、商品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流动，其一，商品的快速流动带来的商品本身涵盖文化信息的汇集，汉口成为演示各种文化的大舞台。其二，商人流动带来的不同区域、异质的文化经过这里，又流动到其他的区域。这使得武汉的码头不仅转输商品，也转输文化。
这种流动性，使得汉口的文化芜杂，没什么特点，而往往又在各种文化信息汇集、杂交中产生新的文化品种，所谓“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比如说，老武汉大都知道过去有种“汉汾酒”，口味清辣甘醇，既吸收了山西汾酒的酿造特点，也保留了本地的特色，这显然是杂交的结果。这种流动性也使武汉有了“异乎寻常的文化宽容性”（罗威廉语），武汉市民有一种普遍的变革、趋新的意识，城市文化具有时尚、浪漫的风貌。尤其近现代，汉口文化接受西方的东西快，又通过汉口很快传播出去，成为引领时尚，沿海到内陆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桥梁。而这种流动性，也影响了汉口市民的行为方式乃至文化性格，像码头货物的快速聚散、市场商品的流转无常一样。
武汉的主要商帮
从汉江口至永宁巷有渔船帮、黄州帮、荆州帮、宁波帮，山西帮，陕西帮，江宁帮、徽州帮、宝庆帮等
武汉的主要黑帮
青帮与洪帮，这个是长江流域Z有名的两个黑帮，不像上海滩是被青帮把持，武汉则是洪帮为首，武汉话很多方言来自于洪帮，比如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