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唐驳虎
这个月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实力的分析比对，也发现其实很多人对爆炸式发展、变迁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身在此山中，却不识庐山真面目。
因此，有必要更系统，更详细地介绍一下2018年的中国，究竟走到了什么样的发展坐标上，未来的蓝图又将如何铺就？
这与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的前程命运，实际上都紧紧相连。
我们先从中国发展Z精粹、Z快速的地方——大城市说起。这几天，从去年兴起的中国城市的抢人大战，突然进入了2.0版！
3月21日，北京出台了“历史上Z开放的落户政策”；26日，上海明确表态“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并设立落户绿色通道，这些新闻都给人一种感觉，之前管控严格的北京上海，也加入到城市抢人大战了。
两位重量级选手入局，无疑将改变原先城市竞争的磁力场，而城市间的竞争会如何塑造中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格局？个人的奋斗怎样能和浩浩荡荡的历史进程相统一？
这些问题，需要一一道来。
在中国城市版图上，几条无形的线赋予四百多座城市不同的地位，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十八线”。这些称谓大都约定俗成。除了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是一线外，公认的二线城市有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天津、苏州、西安、重庆、厦门、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大连。有时还包括宁波、无锡、福州、合肥、济南、东莞等。中东部大省省会、沿海开放经济强市都囊括其中。
长久以来，这似乎代表了一种固定的等级。但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跃迁，则为二线城市提供了赶超的希望。
在北上广深决心比肩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样全球城市的同时，二线城市也在暗下决心，至少要比肩欧洲二线大城市，如马德里维也纳华沙伊斯坦布尔之流，甚至要比肩米兰巴塞罗那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欧洲一线。
这在不久之前听上去还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或者说是官方术语中的盲目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
2017年，中国GDP为82.7万亿元（约合12万亿美元），欧元区19国经济总量约为12.5万亿美元，欧元区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中国。
预计2018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约13.2万亿美元，超过19个使用欧元国家的总和（12.8万亿美元）。
从人口规模、地域面积来说，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而当经济规模也能等量齐观的时候，例如广东相当于西班牙，湖北相当于波兰，江苏相当于墨西哥……这些省的省会，怎么就不能与这些国家的首都比一比呢？
在高水准的基础设施（高铁枢纽、国际航线、地铁网络）、招商引资（跨国企业集团总部、研究院）竞争之外，从去年的大学生毕业季，各二线城市突然掀起了抢人大战，指向的确切目标，就是那些大学毕业生们。
新经济浪潮下的城市战争，其核心战场不再是大港口、大机场等硬件基础设施，而在更高技术含量的人才争夺战上。
答案很简单，人是劳动力，是创造力，是消费力，能够带来财力、地力、活力。
更彻底地说，城市的本质和核心是人；优秀的城市，是优秀人口的聚合。千方百计引进人才，就是为了完成从二线城市到新一线城市的蜕变。
按传统的观点，大城市是病，是灾，是祸，小城镇好。因为传统的技术条件和经济能力，很难有效满足一个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水电气甚至蔬菜供给，若还想新增人口，只会沦为贫民窟。
但世界现代化的实践证明，在现代技术条件能够解决以上难题的前提下，现代化的大城市依托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可以产生更加细化的的现代社会分工。
市场巨大的力量会自动产生新的需求、迸发新的创造力，Z终产生各种新的经济模式，让更多的就业人口加入到现代化生活当中。这就是滚雪球效应。
一般来说，具有相当基础设施便利的大城市，才适宜承载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高端产业，乃至形成高端产业群。
然后是衍生出依托高端就业人群的大量服务业，支撑起整个城市经济体。这都需要相当程度的人口聚集，尤其首先是人才聚集。
也正因如此，英国各地的年轻人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伦敦，法国的年轻人在奔向巴黎，日本的年轻人在涌向东京。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到大城市寻找梦想，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事情。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人口，占到了全国的10%甚至20%、30%。
但对于中国，却有着与这些只有一个首都、一个超级集中的特大城市的中等国家不同的局面。
【彼此竞逐的各省省会】
从规模上说，中国是一个“如世界一般”的国家，或者说，大一统的超大型文明。
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欧洲的国家；各省的省会，就好比这些国家的首都。但各省的年轻人，却可以在全国近30个省份的广阔天地，自由选择工作机会。
而即便像欧洲搞出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这也是没法完全做得到的，毕竟即使打破了国家边界和人员流动的身份限制，还有语言、文化上诸多的差异乃至鸿沟，难以轻易跨越。
那么，对于这些立志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各省会之间，就自然产生了包括人才、投资、项目等经济要素的争夺。
有人会问，该流入的也自然会流入，还至于用抢么？
从1990年起，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由2621万直降到1991年的2008万，到2000年慢慢稳定在1500万的水平，这就意味着00后总人数（1.60亿）要比80后（2.47亿）少8700万，减少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但人口一旦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有技术、有创意、能创新，就产生了“新的人口红利”。
劳动力紧俏，人才更加紧俏，各个城市自然愿意拿出资源吸引人才扎根。能否抢到足够年轻人才资源，成为决定未来城市兴衰的关键。
【需要大力争夺的青年人才】
而与“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相反，“城市吸引力不足，人才会自己跑掉”。
Z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
武汉的89所高校数量在全国仅次于北京（91所），而多达130万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更是位居全国之首，全球之冠。
作为大学生数量全球第一的城市，武汉本来是Z不愁青年人才供给的。但从2007年起，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逐年递减，2007年为55.3%，2008年为52.19%，2010年为50.7%，2011年仅为47.04%。
到2014年，武汉高校毕业生达到30万，但只有10万留在武汉就业，其他2/3基本上都流向沿海地区。而同是教育大省的广东和浙江，其毕业生留在本省的比例分别高达85%和80%。
当时的大学生就业流向追踪调查显示，全国前五大跨省就业迁移路线，分别是武汉到深圳（第一），武汉到北京（第二），长沙到深圳（第四），武汉到广州（第五），哈尔滨到北京（第五）。前五名中，武汉出现了三次，而且均是人才流出方。
武汉当地媒体纷纷发问“武汉为何留不住自己培养的人才？”。直到2017年2月，武汉正式提出力争5年内将100万大学生留在武汉。
4月，武汉正式成立“招才局”，将招才引智列为“一把手工程”。随即大力放宽大学生落户条件：大学毕业生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为武汉常住户口。
在政策利好的护佑下，2017年留汉大学毕业生达28.29万人，留汉比例猛增到97%，是往年的2倍，可谓是大获成功。
在武汉率先“抢跑”的发令枪声下，成都、南京等二线城市也纷纷出台类似政策，吸引人才落户，搅动了整个就业季。
像2017年底才开始行动的西安，就有点后知后觉了。
但架不住西安力度大，3月22日，西安掀起新的落户风暴，表示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以落户西安。光2018年前三个月，西安迁入人口达到21万，接近去年的总量。
二线城市“抢人大战”如火如荼，但这时，几个硕大的身影进场了。
【重新入场掐尖的京沪巨无霸】
京沪之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高冷的，尤其是北京，疏解首都功能是重中之重，对人口指标的控制尤为严格，至于户口就不用说了，之前只有应届毕业生有极少的留京指标，大部分还都分配给了体制内单位。
而上海虽然没有首都那么严格，积分落户的政策行之多年，但已经“卫星上天”的房价，越来越多的人被实际阻挡在京沪之外。
一月一次刷屏的“中产焦虑”，每次都带动起“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也带动青年人才向二线城市流动。（当然，这里广州基本是凑足韵律音节的陪衬）。
正如文章开头所示，京沪也放下了之前的架子，释放出不拘一格发掘人才的信号。
为什么京沪也重新入场了？
毕竟，伴随着近年来的大力疏解，北京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失速的压力，需要向地均、人均产值很高的科技企业抛出橄榄枝。同样，203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预留了130万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更预留了将高端人才转为北京户口，正式落地的可能。
同样是在203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坚决退出一般制造业”，而剩余为数不多、甚至需要缩减的用地指标，全都用来配置高精尖产业项目，重点包括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系统和服务、自主可控信息系统、云计算与大数据、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新一代健康诊疗与服务、通用航空与卫星应用等新产业，这些高精尖项目占地面积小，对人才的需求极高。
简而言之，政府目前盯着价值链高端环节，在压缩生产空间规模的同时，提高产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希望通过引进人才带动金融、科技、文创、信息等产业的创新发展和高端发展，这才是北京的大战略。
把每一项人才引进措施与产业发展规划对照来看，不难发现其中的要求逻辑——这被高度凝练地概括为——码农年薪百万，金融民工年薪两百万。
可以看出，北京这一波留人的操作是要能够左右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关键人才。普通程序员可能会“逃离北上广”，但用户口稳住团队核心人才，不愁没有新的程序员补进团队。
新政里，北京市除了要掐尖各种专家学者、专利发明人、知名媒体人、高端基金管理人之外，也需要日益紧俏的高级教师/医生。
但Z重要的变化是，户口新政总算给体制外从业者打开了户口绿色通道。
毕竟，居于城市食物链顶端的北京，不需要为劳动力不足而担忧，它所谋划的是一个“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大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