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因为一个房子，现在中国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激励已经完全扭曲

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至少能对以下一些人群产生一点作用。

　　一是正在为买房而焦虑不堪的年轻人们，其实大可不必。虽然我不敢像很多人那样拍着胸脯说一两年之内，房价必然大跌，但是只要把时间再放长一点，那么房价一定会恢复正常，届时大部分人买房并不会像今天这样艰难。当然，房价恢复正常的途径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也许是从现在开始就逐渐下跌，房地产进入熊市，但是也不排除ZF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逐渐抬高人们的名义工资和其它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的房价回复正常。如果经历的是第二种途径，对很多有积蓄的人来说，是一个财富洗劫的过程，特别是小有余财的中产阶级，因为富人们的财产一般不会是储蓄，而是以各种资产的形式体现，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冲击也不会太大，而穷人们呢，就像现在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生活很艰难，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反正也是一无所有吗。

　　二是有权力做决策改变现状的当权者们。现在房价问题之所以如此热闹，是因为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某个商品的价格问题了，而是已经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并且已经改变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激励导向。这种导向会对我们社会产生长久的、深刻的负面影响，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损害将是难以估计的。

　　虽然我个人一直都明白，要想在这个社会混的好一点，绝对不是简单的依靠能力和学识就可以。可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要想健康的发展，那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上的价值导向，这个价值导向简单说就是，聪明的要比不聪明的混的好点，努力的比不努力的混的好点，在公司里面职位高的人要比职位低的人有钱点。

　　不过，仅仅因为一个房子，现在中国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激励已经完全扭曲。

　　以我们公司来说，现在成功的标准基本上和工作、奋斗这些词语无关了，而是要看你是否及时做了“正确”的决策，在北京及早买了房子，如果父母恰好有点钱，自己行动又够迅速，比别人早一步在北京买了房子，甚至买了两套三套的，那你要比做什么总监、部门经理“成功”多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清洁阿姨，因为拆迁，俨然已经家资千万，绝对比我们部门中任何一个人都成功。实际上，这一现象对于大家的激励也是很明显的，因为相比现在的房价，你比别人每个月多挣三千、五千，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别人只要比你早两年三年买房子，那你现在就是再干二十年、三十年，可能也赶不上他的家产。所以工作、奋斗对人们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从短期来看，GDP、供给、需求这些数字都对于经济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从长期来看，这些都是过眼烟云，不过是数字而已，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还是数字背后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而这是要靠全体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和埋头苦干的。不过，当年轻人们都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天为了还房贷而奔波时，他们是没有办法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奋斗和创造的。我们常常说国人目光短浅，不能沉下心来做事，而西方人做事更踏实，追求长远的目标。可是，我们不敢奢望像西方人一样拥有高福利，只要年轻人们的负担稍微减轻一些，房价比现在降低一半，看看现在年轻人们是不是会更踏实，更有创造力。

　　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文章，说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Z活跃，Z有创造性也Z人才辈出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一个教授的月收入是400～600银元，副教授是260～400银元，讲师是160～260银元，这是1927年国民ZF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大学教员薪俸标准。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呢，在北平，一个银元可以请一顿涮羊肉，上海一个银元能买两份西餐。而在北平，一个四口之家，80银元就足以维持体面而正常的生活。胡适1917年刚入北京大学做教授时，薪水260银元，当时和同乡合租了一处房子，房租一个月是六个银元，平均每人分摊三个银元，在北大的食堂包伙，每个月开销不到六个银元，而且伙食很丰盛。这样的生活比他在美国要优越的多，所以胡适很满意，从此就安心于学术研究了。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回到低税负、低负担、高个人收入的时代，年轻人们不用在为了工作、房子、结婚、孩子、子女教育这些问题而整日奔波时，他们自然也就能将精力用于个人能力的培养，能够踏踏实实的做学问和工作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房价问题实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了，可是人们仅仅看到了现在房价问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艰难，当权者担心的是由此带来的人们的激烈的反应，可是大多数人都忽略了由于房价问题给社会秩序和价值导向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带来的损害比人们看到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影响也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