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湾阅读 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是一个仅有百多万人口、十多万军队的民族，何以能横扫欧亚大陆，成为第一个全球化的帝国？匈奴同样是北方的骁勇民族，却为何溃败于汉武，被驱逐于千里之外？唐宋的科技与文化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顶尖水平，却未能比其他朝代维持更长时间？而位于亚欧交界的小国葡萄牙，又是凭借什么触发欧洲经济的腾飞？中国的朝代更替是否与近代财富中心的迁移有着本质区别？探寻国家兴亡的神秘规律是经久不衰的课题。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蔡恒进教授
2012年
3月在汉斯出版社中文期刊《财富涌现与流转》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针对中国崛起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2007年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已转化为主权货币的全球博弈，而人民币升值是其中焦点。考察中国自秦以来和西方五百年来的发展历史，蔡教授提出自我肯定需求的新概念和一个在分配环节的全新的供需理论。
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我们称之为自我肯定需求。大多数情况下，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大于其所在社会的当下产出，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任何统治者
(或管理者
)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个缺口必须由额外的供给来填补。
纵观历史，蔡教授指出四种主要的额外供给方式：学习和自主创新、外部获取、透支未来以及崩溃后的再出发。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是否得到适度的满足，正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历史进程与全球五百年以来现代化进程的交汇点。学习和自主创新、外贸顺差以及再出发这三种财富的涌现方式同时在中国上演。大量涌现的资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但是不合理的运用会驱使中国经济泡沫化，泡沫化的后果就是金融危机和公有资产快速流失，国家的发展潜力受到实质性损害。
因此，蔡教授提出创建一种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为每一个公民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注资，将涌现的资源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以此作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Z佳切入点。
